过春节,农家的窗户贴上了“挂钱儿”,门口的对联上,也千篇一律地写上“莺歌燕舞春光好”,“社会主义喜事多”,横批写着“春回大地”,“大批促大干。”
写对联有个说道。不说合辙押韵吧,大致总不能脱离社会背景。就说这个春联吧,念起来似乎很有春意,形势又跟得紧。其实,这些吉利的话,并没实质性的内容。
地上,有隔年的积雪,尚未溶化,踩上去仍是“咯吱”地响。常常刮的西北风,又总爱卷着晶莹的雪粒,不时斜劈在人们的脸上,像刀子一样锋利。
至于“莺歌燕舞”,无论从松嫩平原的哪个角度上讲,都属瞎话。春节,燕子并没来,就连人们常见的“家贼”也被冻得躲在房檐下的小窝里,不作任何怪叫。还有,就连不怕冻的乌鸦,也要在惊蛰后才能来到。唯一能叫的,只有家养的大公鸡。
有关“喜事多”,在这地处幅员辽阔的大灰堆大队,可能人们因某种习惯或是不出门的缘故,连本公社的其他大队具体什么样,他们都说不清。仅在大灰堆里来说,喜事并不曾发生过。就眼下看,快嘴的瞎捧乱吹,老实守本分的,在这欢度佳节之余,不免又要说起钱秀金来。“她只差这么几天没过春节。”“钱秀金的手巧,她剪出的挂钱儿,比谁剪的都好看。”人们说到这里,总要发出几声叹息。
按着历史流传下来的风俗,该是打正月、闹二月、沥沥拉拉到三月。
这种旧的风俗渐渐被新时代的激流给冲刷得无了踪影。在正常情况下,腊月二十放假。正月十六上工,这说得过去,站得住脚。领导满意,社员们高兴。
似乎中邪了。今年大灰堆来了个破天荒!倒也不足为奇。大批促大干嘛,县里领导要亲自到第一线来检查指导工作,通知一到,马天才忙了个屁滚尿流。大年初一开了全大队动员会,其实这是多此一举。民以地为本,老实厚道的农民向来是安分守己的。这不,初二一大早,人们就被一阵紧似一阵的口哨声催到了生产队。
挂官衔的,为了检查的顺利,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社员们则不同,来五去五,干活得分,倒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反映。因为干活对他们来说,是至高无上的使命。现在的关键不是怕干活,而是不能脚踏实地的干。新正腊月的,检查的不来,你时间不少费,活不但干不出来,工分还挣不到手。就因为这个,虽是大年初二,人们眉宇间都凝结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愉快。当然,他们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当官的有毫无理由的理由。俏皮的小青年牢骚自然成为口头语,尽管连他们自己也知道没有用处。
与这气氛不协调的倒是房檐下立着的王坚。
他仍然戴着陈爱中送给他的那顶刷白了的羊剪绒帽子。上衣是件上了补丁的学生蓝制服,下着一条“结婚”时妈妈给做的黑色灯心绒裤子,屁股与膝盖全磨得没了绒。脚上穿着一双破胶鞋,鞋带处、脚脖子旁,露出毛茸茸的乌拉草。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来回跑动的孩子们。
农村春节期间的一个月里,各个场面都少不了十二三岁的半大男孩子。他们一会追逐,一会厮打,一会滚在一起。时而在他们中间响起一个二踢脚“呼——巴!”
“王坚,年三十晚上你们家又吵架了吧?”王忠厚叼着烟,小声问着王坚。
“没有。”他的目光始终追逐着那群孩子。
王忠厚倒不好意思起来了。他红着脸,用手拨弄着帽耳朵里的两个耳朵,说:“也许是这两个东西不管用,我咋听见你爸在喊了呢?”
王坚这才收回目光,冲着王忠厚微微一笑,说:“怎么会呢?大年三十,谁家不图个吉利。”话是这么说,可心里却像塞了五味瓶,什么味儿都有。
“看你,手头也不宽余,给小猛钱干啥呀!”王忠厚挨着王坚站在了那,仍是小声地说:“你大嫂让我给你送回去,我怕你爸知道了又要骂你,真叫我下不去呀。”
“下不去的是我,那天正好爸爸给我两元钱,要不,我想给也没有呢。”
太阳游过了东厢房的房顶,把它那遥远的光泽喷洒在大地上,也涂抹在人们的身上。
这工夫,麻兴福咧咧歪歪走进了队院子,大老远问:“人都这个到齐了没有?”接着便打了一串饱嗝。
“太阳都照屁股了,你问谁呢?”徐中贺两只手插在裤兜里,一抬脚,“当”地把个马粪蛋子踹在麻兴福的面前,粗声闷气地问着:“明个你再这么整,今天你就吱一声,让大伙少遭点这洋罪!”
“学大寨赶夕阳,你来你挣工,怎么这个叫洋罪?”酒劲在身,麻兴福简直有些云三五道起来了:“说话不分裆,小心你的身子骨。”
“我徐大愣子从来不听大话!死冷寒天的,我们抱着肩膀等你一个多小时,你才扭达出来,有什么说的!姓麻的,对你说吧,就你这么拖拉,别说赶夕阳啊,就是吃屎你也寻不着热乎乎的!”
“哟,又上来愣劲儿了不是?”麻兴福冷冷一笑。
“喂喂!姓麻的队长,今天你来晚了一个小时,这报酬该咋算?”说着话,徐中贺已凑到了麻兴福的对面,那只铁锤似的拳头就在他的眼前晃动。
“算?哈哈……”麻兴福忘乎所以地说:“你上学的本事不就这个上课睡觉吗?哈哈……”
徐万有四女一男,在这宝贝儿子身上没少花费心血。中贺呢,他的性格偏偏不像善良老实的父亲,又不随厚道温柔的母亲。天生就一犟到底。就说上学时吧,连着念了四年,硬是没迈出二年级的门槛。玩起来几顿饭不吃都中。可一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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