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段日子里报纸天天刊登:“不法奸商五毒泛滥”“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学校的系领导要我们也参加到斗争中去。“有我们什么事!”同学们都不理解。
“要在阶级斗争中接受教育,树立阶级斗争观念,锻炼对敌斗争意志!”我们尊贵的政治辅导员这样说。于是,我们去接受了一个晚上的“阶级斗争的教育”
去之前先在教室务虚。通过读报弄清了“五毒”是指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当时还有个新名词叫做“糖衣炮弹”又还学会了“不法奸商休想逃”那支铿锵有力的那支歌。
报纸上说,资本家拉拢干部,要他们住洋房,拿钱贿赂他们,让女儿勾引他们,这就叫做“糖衣炮弹”我们先认清“阶级敌人”的本质,激发起对“奸商”的仇恨,树立起对敌斗争的决心。
晚饭后由班长领队,十几个同学一起步行来到上海最繁华街道上的一家小店。“夫妻老婆店”的规模,仅一排柜台和一排布架。
我们爬着陡峭的楼梯上到“会议室”他们没几个人,主要是我们,挤在靠墙的木凳上,前面空出来一小块,留给被批斗的“奸商”
我脑子里的“奸商”形象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漫画和活报剧里的样子,肥肥胖胖,迈不动腿,两颊红润,西装革履,嘴里刁根香烟,两边的腮帮鼓鼓的,头发油光水亮,还有两撇小胡子
坐定后,一位“领导”也就是店员中的积极分子来给我们介绍情况。他没有介绍具体情况,只是动员,要求我们斗争要狠,口号要整齐,歌声要响亮,要雄壮有力。他操着吴侬软语说:阶级敌人是很狡猾的,火力不凶猛敌人决不会老实交待的。
过了一会儿有人上楼来通知说:马上就要来!这时,我有点儿心跳,还有些好奇,有同学赶紧呃呵呃呵的亮好了嗓子,做好呼口号唱歌的准备。一听见有人上楼的声音,我们就开始提高嗓子呼口号。
出乎意外,来的不是庞然大物而是个小老头,样子老实巴交,不像施放“五毒”的奸商样子。我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泄了好些气。
来人矮小文弱,低着头,穿蓝色人民装,戴蓝色制服帽,嘴里没有刁根香烟,更没有两撇小胡子,头发也没有溜光。那年代有人把西装穿在人民装里面,我仔细瞧,他的人民装里面没有西装。
老板一进来,我们便随着班长唱着那支歌。可惜我们的女班长声音尖细,喊不出雄壮的气氛和力度,缺少慷慨激昂和义愤填膺的气势。后来一位男同学顶替了她。
“奸商”始终低头不语,没有交代什么,没有抵赖什么。没有人揭发“奸商”犯了哪些五毒,一个多小时中间,我们就是喊口号和唱歌;喊了一个晚上的口号,唱了一个晚上的歌。
回想起来,一个晚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虚晃一枪”;在教室里务虚,在“阶级敌人”的面前还是务虚。我们太嫩了,没有对敌斗争的经验。可惜我们的政治辅导员没有一起去,他一定是会比我们有“招数”的。
只记得歌词中有“不法奸商,休想逃”一句,节奏感很强,很有震慑力。那年代的歌大多是这种口号式的,而且铿锵有力。可老板“装”成若无其事,如同“姜太公钓鱼,稳坐钓鱼船”
放弃了一个晚上的夜自习,去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也不知道有没有得到教育,更不明白对运动的进展有起到什么作用。后来没有再去,也不知道那老板是怎样的毒。那是爿布店。
听说现在的食品和药品,甚至连玩具都常常有毒。那时没听说过毒酒,毒食品,毒药品等传言,不像现在,这样的事传起来沸沸扬扬、触目惊心,吓得人惊慌失措,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喝,或者是不敢碰。唉,总不能人人上山当和尚当尼姑,只喝山泉水,自己种菜,自己栽稻,自己养猪,自己做豆腐。
有毒产品是工人阶级亲手生产出来的,他们岂能不知道?工人阶级有许多的代表,大代表、中代表、小代表,数也数不清,最有觉悟、最先进、最具有革命性的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大代表、中代表、小代表们怎么可以“开绿灯”容许这些带毒的食品药品拿来市场卖呢?
老板们怎敢一手遮天?就不怕像从前,找些孩子去他那里提高嗓门唱起“不法奸商,休想逃!”的歌吗?
媒体报道,一地方卖假药还有合法文件。记者走访其发证的管理部门,部门负责人千方百计的躲了起来。电视里,那“戏”可真好看,记者在过道的这头追“负责人”在过道的那头跑;这头追的人理直气壮,但驮着摄像机跑不动;那头跑的人却很快,路又熟悉,低着头猴着腰,一刹那就没影儿了。“丑媳妇”躲着不肯见“公婆”哪!是不是利益均沾?是不是共享共荣?是不是一起发财?不是主张“问一个为什么”吗?看来是该问问。
有栋楼,建筑时“拆烂污”墙上一个大洞。有人提了意见,包工头将一把稻草塞进去,然后在外面抹上层砂浆,就这样糊弄过去了。一次,半截墙让女质检员轻轻的一脚就踢崩了。
女质检员太“横挑鼻子竖挑眼”了,包工头“要求”房主炒了女质检员的“鱿鱼”质检员是在为维护房主的利益,可关系变了,房主的头头脑恼反而护着包工头,帮着包工头。此种种疑题,不知该怎样的“问一个为什么”才合适。怪当年没有学好辩证法。
几十年里参加过许多这样莫名其妙的事,不知道是那个年代太严了,还是现在太松了。那一个晚“阶级斗争的教育”只是许许多多记忆之一。因为印象特别深,所以就“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