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不下饭,就把碗筷撂下了。
她说:“妈、爸,我回来看到你们都好,我放心了。这几年家里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变化吗?”其实她到家几个小时就看出来,家里和她走时一样穷,几乎没什么变化。
父亲说:“你走后,家里的变化不大,还是老样子。”父亲不想和女儿诉苦,女儿回来一次不容易,他不想给女儿添麻烦。他和老伴提前商量好:绝不向女儿张口要东西;女儿如果主动提出帮助家里,他们才能接受。
于是,梁晓秀挨个问了弟弟妹妹的情况。
大妹妹那年已经20岁了,比她离开家时还大两岁。20岁在她老家算是大姑娘了,到了出嫁的年龄。大妹妹处了一个对象,是邻村的一个农民,因为那人家里穷,她父母不大愿意,但妹妹愿意,想在那年就嫁过去。妹妹在家做农活,一年下来挣的工分换算成钱,大约有400多元。
梁晓秀听到这个情况当即说:“晓玲,对象的事,你先暂时放下来,姐姐好好想想,然后再告诉你我的想法。结婚是大事,千万不能马虎,更不能将就。我的意见是:再等两年,你看怎么样?”
大姐的话就是圣旨,妹妹欣然同意。她暗暗想:说不定大姐会给她找更好的对象呢。大姐那样说,肯定有她的理由和想法。
大弟弟振钢那年18岁,恰好是梁晓秀离开家时的年龄。弟弟也在家务农,一年的收入大约有500多元。弟弟也偷偷处了一个对象,父母刚刚知道,便当着梁晓秀的面说,她弟弟也处了一个对象,是本村的姑娘,17岁。
梁晓秀说,弟弟刚18岁,处对象不忙,缓几年再说。弟弟没有表态,他心想:大姐要是能给他找出路,他可以暂时不处对象;大姐若不管他,他就还处对象。
弟弟和妹妹两人的收入就是全家的收入,一年有1000元。
梁晓秀忽然想起她当年出国时,家里凑了3000元,她到法国四年一直没给家里寄钱。她问母亲,她当年借的3000元钱,家里是否还上了。母亲说,家里刚刚还上那笔钱。
梁晓秀想:家里还3000元钱,用了四年时间,可见家里有多困难。她回屋取出5000元,回到外屋交给母亲说:“妈,这钱你拿着,当家用吧。我在法国本来应该给你们寄钱,可是寄钱很麻烦,我担心到了村里能不能收到,所以就一直没寄钱。”
全家人都没见过那么多钱,5000元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大笔钱了。母亲一再问女儿,她给了家里钱,她手头的钱还够不够用。梁晓秀说,她手头有钱,够用;接着她又问了小弟弟和小妹妹的情况。
小弟弟梁振华13岁,还在上学;小妹妹梁晓梅11岁,也在上学。他们俩上学的花费全靠哥哥姐姐的收入,所以生活过得非常艰苦。梁晓秀注意到小弟弟妹妹还穿着带补丁的裤子和衣服,从他们的面貌看,明显营养不足。她把弟弟妹妹叫到身边,亲吻了他们。
父亲已经不能干重体力活了,54岁的人本来年龄不算大,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再加上多年的重体力劳动,他的身体垮了,只能干一些轻微的家务活。父亲身体不好,还需要常年吃药,因为没钱买药治病,身体越来越糟糕。
母亲在家里最辛苦,她一人操持着家务,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
梁晓秀对家里的情况心里有了数,她离开家后,家里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还变得更糟糕了。一年1000元的收入在当时的村里不算少了,但是全家6口人都指着那1000生活,显然非常紧张。在她看来,家里那不叫生活,只能叫勉强活着。
她能想象出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与家人相比,她自己过得简直就是神仙般的日子了。
她在巴黎坐法航的头等舱到上海,一张机票钱折合成人民币为2万元,相当于她家20年的收入。同样是一家人,他们的反差竟如此之大!
她在上海下飞机后住进了和平饭店的大套间,一晚上的花费相当于她全家半年的收入,父母要是知道了这个情形会怎么想呢?
她估计她在和平饭店吃的三顿饭、喝的两瓶红酒,花的钱够她家人吃一年的。
这次回国探亲对她刺激极大:她原来在国内时没有什么感觉,和村里人一样稀里糊涂地过日子;可是由于在法国呆了四年,经历了那么多事,挣到了大钱后,她的感触就不一样了。她这些天的所见所闻告诉她:在国内,别说农村人,就是城里人的生活,都无法与她相比肩。她在里尔大学买的那栋巴洛克风格的大别墅,与国内的民宅相比,简直就是皇宫了。
她不想往下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