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京城,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啊京城啊京城,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各族人民把你赞颂,你是我们心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火车行驶在黄色的土地上,方向京城。
尽管车厢嘈杂混乱,到处都挤满了人。尽管车厢的地板斑驳肮脏,满是煤烟味儿。尽管车厢的喇叭里反反复复播唱的,除了《红灯记》选段,就是这首《京城颂歌》,可受归家意念的驱使,此时坐在车厢内的洪衍文仍然倍感快乐与美好。
他沉浸在一种难以对人说明的好心情里,眼睛看的是绿人造革的座椅,黄木的短桌子,偌大的玻璃窗户,或站或坐拥挤一团的旅客,大包小包天下地下的行李被卧,可心里想的却是别的。这要用现在的话来描述,那就是爷看的不是别的,爷看的是心情。
八年前,初次离开京城的时候,他就是坐这样的火车走的,八年之中,他每次回家探亲也是坐这样火车来去往返。
而这一次,尽管“坐火车”的本质没变,但其意义和他的心情却已然是天壤之别。因为这次再回京城,他就不用再走了。这就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圆,一个如同宿命式的回归必然。
自从彻底走出了家门,他真正知道了什么叫“离别”,懂得了什么叫“亲情”。所以过去每年十二天的探亲假,他回乡的时间永远选在过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慰藉他自己心底的那份离愁。
在家的那些日子里,因其短暂便显得弥足珍贵。他很清楚,这种回归转眼就面临着离别,于是每次过年他都是一****数着过的,也会十分小心地避讳着“走”、“火车站”这样的词汇,以免引起父母的悲伤。
只是让他不免难过的是,往往这种时候,家人的脸虽然都故意装作很平静,甚至有时还会泛出微微的笑,可内里却永远掩饰不住那种苦涩和忧虑。
没办法,生活让他所有家人都学会了表演,学会了掩饰。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刻,每一个人都为了彼此加倍努力表现着满足、幸福,哪怕这幸福是一瞬即逝的。
正因为如此,八年来他甚至不敢怎么给家里写信。其实他很想家,恨不得事无巨细,把自己所有的情况都告诉家里。
可他自打知道母亲收到他的信后,为他的艰苦彻夜落泪,对他心里装满了里装满了悲哀和惦念后,他就没法再写了。因为信写得越长、越频繁,就会让妈妈越难过。
好在现在这种情况终于结束了,他的关系已经成功地转回了京郊。今后,他就再不用面对每次离别前,家人刻意压制的沉重心情,也完全不会再让母亲为他牵肠挂肚了……
过了大同还没一个小时,车又停了,是临时停车。沿途中,这样的大战小站无数。
洪衍文向窗外望,站台上哪儿哪儿都是人,出口处屎黄的墙上隐隐看出“阳高”两个字。他仍然没出雁北地区,可能确定的是,离家越来越近了。
他的对面换成了一对小夫妻,听到女人的京城口音,本来他以为他们同样都是下乡的知青,还想攀谈一二。可没想到男人一张口却是本地话,女人则脸一红,立刻低下了头。
他立刻明白了什么,不敢再问了,可心里却没来由的一阵恼火。究竟是恨自己多事,还是恨别的什么,他也说不清。
现在像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就连他们知青点,也有个女生嫁给了当地农民。这都是那句“扎根一辈子”闹的。可谁又能想到,命运偏偏和他们这一代人开了个大玩笑,现在的实际情况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列车又开动了,洪衍文望着窗外一棵棵飞驰的树木,不禁叹了一口气,也不觉回想起自己这八年来的过往。
1969年8月,他还很年轻,少年不知愁滋味,对未来充满了浪漫的幻想。
所以,他是主动响应号召去下乡插队的。不但自己拿着户口本去注销了户口,还改了个革命的名字“洪向阳”。可以说激情比李玉和还要李玉和。
当年的他,心里全是去“广阔天地大干一场”的向往,根本闲不住,一上列车上就开始做好事,一遍遍地拖地,一遍遍地给大家送热水。
那一刻,他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就此开始的是他一生中长达八年的最艰辛、最无奈的岁月!
知青也是有等级的。
众所周知,去兵团是要政审、要体检,而且是限制名额的。兵团是管吃喝管穿戴的,是按时发饷,享受在册职工待遇的。
而像他这样的人数最广的“插队”知青没有工资,只有最初国家配给的一年口粮,一年后就和当地农民一样,生活来源只靠挣工分。从本质上,就是一种事实上的待业形式。
更何况,他被分配去的还是兔子不拉屎的雁北山区。在那个叫“疙瘩岭”的地方,不仅缺少耕地,只产小米和山药蛋,甚至还长期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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