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第一,我的两个要求不算苛求。虽然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是了不得的大事,可凭高副所长的能力并不难实现。第二,说白了,我才真是个光脚的。一个早就尝惯了权力甜头的营级干部。虽然一方面,他不把草头百姓放在眼里,认为自己高高在上。可另一方面,他也色厉内荏,惜命无常。通过今天这件事,他应该很清楚我也不是善茬。真要是想报复我,逼得我没了活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接着跟他死磕,他也没个好。”
“你可要知道,别说我还捏着高鸣、高放的命。就是高副所长的行为,本身也是不能见光的事儿。因为这种手段要是使用,那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哪能随便就用在像我这样的人身上?更别说他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儿子的‘罪行’。真要闹翻了,就‘公器私用’这一条也够把老小子官儿帽子摘了的。一个活了半辈子才爬到营级位置的干部,一个每个家庭成员都以官位为荣的家庭,要是为这么一件破事被贬为庶人,变得支离破碎,变得名誉扫地,那简直就像是从天堂掉落地狱一样,他们绝不敢为此冒一点的风险!空瓶子道理你还记得吧?如果必须要冒着牺牲自己家庭幸福的风险,来跟我这么一个没前途的人死磕吗?他会这么干吗?根本犯不着。要论破罐破摔,他们永远不划算!”
洪衍武说到此时,不但语气里充斥着一种胸有成竹,目光里也同时泛出一种凌厉的寒芒。
陈力泉带着满心的钦佩,深深看了洪衍武一眼,之后便久久无语……
要说洪衍武的分析,在大体上还真是一点没错。高副所长的想法不但被他揣测得丝丝入扣,就连高副所长这个人的身份和背景也大致如他所料,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
高鸣的父亲,名叫高作礼,1932年生人,虽然1948年才参加革命,还是无关痛痒的后勤部门。可此人天生有八面玲珑的功夫,在人际关系上颇有一手,于是很快就受到受到本部门上层领导青睐,不但迅速入了党,成为了领导的勤务员,还得了一个“万金油”的称号。
建国初期他仍作为勤务兵跟着领导进京入职,由于无意中入了一位“总参三部”(总参谋部技术侦察部,又称总参三部,正军级单位。它是我国部队负责搜集海外军事情报的官方机构。它与国家安全部,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情报网络)将军的法眼。此后被调到一个表面看起来无关痛痒但却极其要害的部门,以一种毫不起眼的工作方式,参与进了建国初期维护首都安全的保卫工作。
之后他干得也是极为出色,不但迅速掌握了一些监听监控的非常手段,还屡屡建功,这才爬到了今天这个位置,凭他的浅薄的革命资历来说,也算是一种异数了。
那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呢?
原来,京城当时四郊出京进京咽喉之地多有餐馆旅店,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建国后一段时间里,这些店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隶属于“总参三部”和公安机关共同管辖的下属单位。
最初,这只是保护中央所在地的第一道防线。卡住了容易盘查的铁道线之后,其他进京的庞杂路径就成为控制的重点。
高层领导认为,如果有匪特试图对首都实施袭扰,在进京前一般都会比较懈怠,说话做事不太小心,而且这里是他们做在京活动准备的最后机会。往往在住店,吃饭的时候露出破绽而不自觉。
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五十年代初期,曾有多起“三民党”特务案,都是那边的人一进京就被捕。
而京师安全部门如有神助,也令那边百思不得其解。那些王牌的特务们均不知道,他们还没有进京,其实消息就已经被那些不起眼的服务员,店小二送到了安全部门的案头。
谁的脑袋也不是天上掉下来,地里长出来的,掉的多了,特务们也就不来了。所以最后当特务案总体趋于平淡之后,“总参三部”就从其中撤出了,高作礼也被调到了总参下属的招待所任职。
可是这些密点也并没有被撤销,而是转交到了公安部门的手中。因为从治安角度,这也是极好的据点,这些密点仍有很高价值。
说白了,这其实就等同于水泊梁山脚下朱贵开的酒店。谁要上山来访,总要“旱地忽律”放了响箭才能上山。
熟悉梁山故事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全盛时期的梁山,其实四面都有充作眼线的酒店。其中头领分别是东山酒店——“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西山酒店——“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南山酒店——“旱地忽律”朱贵,“鬼脸儿”杜兴。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活闪婆”王定六。
从本质上说,这些人经营的,实际上就是梁山的外围情报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