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立国的,因此对武将、军人掌权的危险有清醒的认识。再加上五代时期国家被将领所左右的历史经验,所以他立国之后非常重视对武人的限制,确立以以儒立国,重文抑武的国策,立誓言碑:优待文人士大夫,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
因而,宋代的官员主要来源于科举入仕的士人阶层,大批文彦学子通过这个途径,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追求,经过百年的强化,正如蔡襄所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小说章节。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这些士大夫与皇权相结合,共同维持着国家的政治运行,所以士大夫比任何时候都更能体现出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最高理想,可以说大宋王朝是士人们撑起了一片天,也造就了历史上‘宋是文人士子的天堂’的传说。
但正是因为士人们的命运也与皇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他们更加忠于皇室,积极上书言事,平判历史,参与政治,有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即使是在仕途受挫,落魄失意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一如既往的关注着国事民情。这是时代环境所唤起的士人阶层欲忠君报国的思想体现,它反映出士大夫在掌握政权之后的一种心态,从追求个人的闻达向关心社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的转换。
虽说看似和谐。可皇权和相权的争斗在百年中从未消失,皇权膨胀必然打压以相权为代表的士人集团为代价。士人集团。而相权的膨胀自然使皇权受限,引起皇族的不满。打压相权。两种权力就是在这种争斗和妥协中蹒跚前行,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而太祖所立誓言‘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便是保持这种平衡的纽带,双方斗的再狠,也不会伤害对方的生命…
“神宗朝,新旧两党相争,本只是义气和理念之争,但新党炮制‘乌台诗案’将旧党苏大学生打入大牢,开启了文字狱的先河;反之元祐更化之后。旧党执政,以牙还牙,罗织了‘车盖亭诗案’,把新党蔡确流放到了岭南,贬死于当地,但先皇依然遵循誓言不敢刑杀!”杨时说道。
“至前朝,朝纲已乱,太上皇收集花石纲,太学生邓肃献诗讽谏。宰相蔡京对先皇说:你不杀邓肃,恐怕浮言将祸乱天下。但先皇说其还是个重臣,只取消邓肃的学籍,放归田里。可见先皇还记得太祖誓碑。你陈东此次率开封军民在皇宫前伏阙示威,上书言事,宰相李邦彦以你们‘意在生变。不可不治’余将你等太学生逮捕处死,若不是王爷早有安排没有得逞。你便开了本朝斩杀言事者的恶例,此次你虽然死里逃生。但京中随你上书的数十位军民被当街斩杀!”周行己叹息道。
“仁宗朝,辽国犯界,一位转运使临阵脱逃遭到弹劾,朝议以与重处,仁宗皇帝也想杀之以儆效尤,可却被朝臣以太祖誓言劝阻。人人知其罪当斩,但仍劝皇上免其死罪,就是不想开斩杀士大夫的之例。此次你伏阙逼宫,要诛奸佞,圣上本就对他们心怀怨恨,借刀杀了王黼、梁师成等人,又开先河。”杨时愤懑地说道。
“龟山先生,王黼之流祸国殃民,杀之乃是快天下人心之事,难道也错了吗?”陈东说道,显然还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少阳,你可知有其一,必有其二。这把刀可以杀奸佞,也可杀忠臣,李纲如出援失败,即使从沙场上逃得性命,也难逃这把刀!”杨时皱了皱眉说道。
“李大人忠心为国,天地可鉴,怎么能杀得?”陈东急忙说道。
“败军之将不该斩吗?你们要求诛杀童贯不就是因为他是个临阵脱逃的败军之将吗?童贯杀的,当然李纲也杀得!”杨时冷哼一声说道。
“啊…”陈东听罢冷汗如雨,讶然出声道,自己只是想为国除奸,没想到意气用事却连累了天下的士人和王爷,“王爷,属下一时冲动,却牵连到了王爷,真是该死!”他俯首施礼道。
“这事错在本王,知你是血性之人就不该在这个时候遣你回京,事已至此,懊悔已经没有意义,不过少阳还要记住这次教训,切不可再意气用事!”赵柽笑笑说道,他知道一个国家的进步需要有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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