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身是：眼中人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摘自王国维《浣溪沙》

    开车走北宜公路，是春末时节阳光灿烂的天气，雪白的油桐花满山满谷怒放着，树林顶端尽是丛生新绿。待停车抬头看白云蓝天时，一片巴掌大的黄叶轻轻飘下，悄悄落在眼前，万物生气勃发，独它憔悴，仿佛和大鸣大放的春光唱起反调。

    那—片孤叶，使我忽然想起一九二七年六月在颐和园投昆明湖自尽的王国维。

    王国维，在他的学术地位如日中天时，选择一种最寂寞的姿势，无人可以理解的方式，离开人间远去。仿佛一种无言的抗议，抗议什么呢？流言诽谤？还是世事无常？还是时代嬗变？或是抗议自己的忧郁性格？

    不美丽的传奇

    王国维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他的一生有些传奇，但并不是什么美丽的传奇。四岁丧母又体弱多病，自小他对人生便不乐观。生于旧时代的王国维是个天才，好学不倦，十六岁考上秀才，二十—岁在上海报社当校对，以—首《读史诗》得到学者罗振玉的赏识。不久他在亦师亦友的罗振玉资助下赴日留学，读的是东京物理学校。因病归国后的他爱上哲学，更着迷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但跟所有想从哲学寻找人生出口的人一样，苦读之下，不但没有了解人生，反而陷入更繁琐的苦闷。他发现自己想当哲学家则太感性，想当诗人则太理性。自己写了近百首词之后转往文学研究投注心力，写了《红楼梦研究》、《人间词话》等作品。

    对西方哲学而言，他太中国；对中国文学，他又太西方。

    辛亥革命后，他在日本住了四年。以他的聪明才智，转而研究京都大学的出土文物，得心应手，在经学和甲骨文方面的研究都很出色。矛盾的是，他的《王静安文集》因为激进被清政府列为**，再度回国后，他却以“海内硕学之士”担任逊位的皇帝溥仪的文学侍从官。

    何其反时势而行！已经是民国了，他做的偏是清朝的官。没多久，军阀纷立，溥仪被赶出皇宫，他便在胡适的推荐下担任教职。五十岁那年自尽，众人惊愕，身上带着一封给第三个儿子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世变是指什么呢？有人说是为了殉清。其实此时清亡已久，王国维对政治并无兴趣，也不算清廷遗老，大可不必赔上一条命。也有人说，是因为他与恩师罗振玉三十年交情破裂：他的长子王潜明娶了罗振玉的女儿，长子病故，罗振玉将女儿带回，又因早年债务纠纷有了嫌隙。也有人说当时的报纸戏拟了一份北伐军进北京后要逮捕的名单，王国维名列其中，时代的纷纷扰扰使他滋生恐惧。也有人说他是为传统文化的崩落深感痛苦而殉难的。

    无论如何，王国维从来不是个乐观的人，除了书，无一事让他开心，他曾说：

    “余平生惟与书册为伍，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惟此耳。”

    唯一舍不得的，只有书了。个性决定性格，性格决定行为，行为决定命运。命运的悲剧，其实是个性的悲剧。以现代说法而言，他应该是个忧郁症患者。他自己写过“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无论如何，在潮起潮落间结束他饱读诗书的一生，是他最后的选择。

    我固然尊敬王国维的文学造诣，但他选择在一个颐和园的人工湖自尽这件事，还是让我感觉像个黑色笑话。王氏投湖，跟他向来崇拜屈原应该是有关系的。然而，王氏必然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也是个不会游泳的书生。那个湖对会游泳的人来说，只是稍微大一点的泳池嘛。这和屈原自沉于汨罗江，气势上实在……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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