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地方打零工,慢慢等待机会——但这机会,我等到现在也没等来。
1993年,在朱枸夫人的“要挟”下,我们登记了。她请了几天假回来,我们照了一张相,到民政所就把事情办了。没有仪式,甚至没有一张床,几个朋友吃了一顿饭,那天晚上我喝得大醉,人事不省。人生大事就这么悄悄地解决了。不像现在的人,惟恐天下不知,大发英雄帖,广而告之。我倒觉得结婚是一件比较私人的事情,没必要那么张扬——其实是自己没有钱,想办也办不了,那时候也确实没有心思办这事情。再过一段时间,朱枸夫人居然通过她老爸的关系,调了回来,我们终于住到一起。
一年后,单位集资建房,这个事件对我的打击是空前的,尽管集资的钱只是三万块,但对于我来说,那是绝无可能的,家里老父亲的病已经已经到了晚期,还要我拿钱回去买药呢!尽管如此,父亲的病还是越来越重,到了1993年的中秋节,也就是我工作后的一年,再次发病,农历8月23,升天而去,连一天的福都没有享。不但没有享福,我觉得他过得一般人都要清贫,尽管他开着杂货店,但他用的是一根像拔火棍一样的牙刷,上面都没有几根毛了;毛巾也是,破破烂烂的,像一张烂鱼网;牙膏也是基本不用的,用的话,那点份量,我估计就是老鼠药吃下那么多都没事。我向单位借了3000块钱回去,哥哥和弟弟也筹了点钱,将他安葬了。亲戚全部都是穷人,不可能有钱借给你。所以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没有集资。不过单位还是将两间房租给我住,基本上能安顿下来了。
1994年农历的12月一个清晨,女儿出生了。那是一个比较寒冷的季节,我在产房外面踱来踱去,不简短地抽着烟,一边聆听里面的响声,心急如焚。到护士将一个皱巴巴的小精灵抱到我前面时,我看着这个小生命,心里涌起一股柔情,眼眶慢慢地湿润了。她投生到这个贫穷的家庭,注定她也要跟着吃苦。养育小孩的过程乏善可陈,除了辛苦还是辛苦。初为人父的我开始感受到生活的巨大压力。由于朱枸夫人没有奶水,基本上都是给女儿喂奶粉,她稍为长大一点后,一个月要四罐,一罐就是60多块钱,我可以捉襟见肘了,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有时候居然连买奶粉的钱也要凑上好久,我感到了无比的悲哀。
那时候,除了生活,还有两件事长期困扰着自己。一就是姐姐的工作问题,靠朋友介绍,她暂时到一家工厂推斗车,一种相当艰辛的工作,但是好象姐姐有点满足了。二就是越长越高的债务,到了1994年,我的债务已高达5000多元了。如果单靠领工资的话,不吃不喝也要两年才还清。不过畜牧局也算一个不错的单位,年底总会有一些收入,我相信不久我就能还上它。这些困惑,几乎将我压垮,所以在我日后有两部中篇小说《初出茅庐》和《斯文扫地》,说的就是那段时间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发表后,深得编辑和读者的好评。有一位读者隆恩教还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论,说:尽管现实生活是那么的艰辛无奈,但流淌在作者血脉里的,依旧是汩汩深情——与其说是深情,不如说是希望。
这时候,有一件事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县文化馆,也就是刚毕业时想要我的那个单位,还是想要我过去,搞专业创作。毕业两年来,由于工作压力巨大。我已经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了。所以这工作对我说也是有点吸引力的。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文化馆拥有比较多的实业,什么歌舞厅、游乐场、照相馆之类的,他们答应,只要我答应过去,就解决我姐姐的工作,转为合同工,安排在游乐场干活。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尽管很多的人百思不得其解:放着那么好的单位不在,却要到那种清水衙门。
人们常说,人生最关键的几步路,需要注意,我在不经意中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