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回到我的1983年(其实这样说是不确切的,那应该是1983下半年和1984年上半年),我之所以用这种方式回望我的1983,无疑,他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年,也是充满汗水和泪水的一年,只用这样一种轻柔的方式接近它,就是怕自己一不小心将那块伤痕再次弄破,将那些深藏的忧郁和痛苦释放出来,再度击伤自己。
1983年下半年,我回到了离开四年的故乡,其实说离开也是不确切的,因为在那四年当中,我几乎每个星期六都要回家一趟,拿钱,挑米挑柴。由于休学是自己的要求,我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失落,很快地就融到了村里年轻人的队伍里。那时候,村里几乎每隔几天就有姑娘来相亲,所以晚上都很热闹。村里有三个时髦的年轻人,每人买了一台个三洋牌录音机——这在那时候是非常新奇的。他们穿着喇叭裤,录音机开着巨大的音量,唱着香港的广播剧,呼啸着奔走在村子的每个角落。我现在还会唱好多句,什么“一朵花开十里香,风吹雨打枝叶更长”、“大众,努力工作生活共创,你看到处一片好风光”等等。我们每晚都去相亲人家的家里,对前来相亲的女孩子作苛刻的评价,开一些黄色的玩笑。去的次数多了,媒人们竟然注意到我了。当时,我父亲被信用社以每年工龄一块钱的代价清退回来,就开了一个杂货店,隔几天到镇上的百货公司批一些货挑回来卖,好像是有钱的家庭,以至过了一段时间,她们要帮我找一个姑娘来相相,当然,15岁的我拒绝了。
但那些惬意的感觉都是非常表面的东西。原来城里人是可以这样生活的。我很快就沉浸于一种深深的苦恼当中,那一年,因父亲有病,我陪她到县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又到大哥工作的梧州市小住了几天,那几天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当时的梧州市在一般人的眼里,是一个繁华异常的大都市,我被这花花绿绿的世界吸深深吸引了。
所以,回去不久,我偷了家里的200块钱,单身一人途径梧州搭船前往广东容奇、石歧(现中山)、小揽等地。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是我的逃亡生活,我都不知道15岁的自己为何有那么大的勇气,这也许是一种逃避、也许是叛逆期。我记得当时住宿是需要大队介绍信的。我当然没有。口袋里有一张别人的选民证,我软磨硬泡了很久以后,人家看到我那么可怜,才让我入住。不过,当时的中山也不过如此,跟我们县城也差不多,热闹一点罢了。我本来是想去那里打工的,那找不到北,钱花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回来了。
父亲对我的离家出走勃然大怒,然后限制我花那怕是一分的钱。并把几乎所有的农活推到我的身上,大姐和三姐已经出嫁了,家里没有劳力,这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慢慢地接触农活,跟村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犁田、耙田、播种、插田、耘田、喷药、收割。不到两三个月,每一项农活我都异常熟练,我开始敢于在月黑风高的晚上,一个人在据说有野鬼出没的半山岗守田水,能够挑着成百斤的稻谷在漆黑的深夜没有火光的情况下稳步前行。这是结果,但那过程是漫长和艰辛无比的。在犁天的时候,由于耕牛不听使唤,我一屁股地就坐在稻田冰冷的水中,放声大哭;在挑稻谷的时候,由于不能忍受肩膀的疼痛,愤然将稻谷倒在地上;在耙天的时候,我被绊倒在水里,被牛拖着走了十几米……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少次,开始深深后悔没有珍惜读书那么悠闲的日子。
不过,与在纸作坊的活儿相比,所有的农活根本不值得一提。造纸是我们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我家决定也开始做回属于我们家的一份作坊。父亲是不会的,多年的信用社工作使他疏远了这项工作,而且他身体不好,还要照顾他的杂货店。于是我从头开始,跟着我的五叔从砍竹子开始,慢慢地将全套技术全部学会,朱枸虽然聪明,但学这活儿使我吃尽了苦头,挨了不少的骂。学成之后,就像一首歌:“可怜我年轻的朱枸,今后苦难在等着他”!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像造纸那么艰辛的活儿,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等于拿着水中40斤的东西,连续弯腰至80度再伸直,再拿到两米远的地方,一共重复做这工作3000次左右,然后,扛上一根重约160斤的巨木,间断支持一个小时,一天到头,骨头都好象散开似的。一到冬天,那水冰冷刺骨,往往坚持不到半个小时,就麻木僵硬。那边烧着一堆柴火,于是放到火里面烧(不是烤,而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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