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人和.7万多张照片。

    19年8月16日，安妮生下了林勃家的第二个儿子乔。这个知名的家庭在收到无数祝福的同时，也接到不少威胁要绑架乔的恐吓信。

    林勃幼童绑架案唯一的正面效应是促使国会通过了绑架案法，亦称林勃法。在小林迪遭绑架时，联邦调查局尚无权过问此案，因为没有证据证明绑匪已经离开新泽西州。按照林勃法，如果被绑架人质一周内还未返回，则可假定罪犯已跨越州界，联邦调查局即可出面参与破案。一年后，林勃法修正案进一步授权联邦调查局可在4小时后介入，而且一旦人质遭到伤害，罪犯将被处以极刑。

    随着案情的发展，侦破工作的区域重点逐渐从新泽西州转入纽约，这是诺曼·西瓦可普上校所不希望看到的。一开始，他甚至拒绝向纽约警署提供赎金索取信样品等资料。

    在赎金交付后的第三天，19年4月5日，第一张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出现在曼哈顿上城区西部的东河储蓄银行。糟糕的是，这条消息第二天就被记者披露于报端。到19年年底，先后共有张0美元、4张10美元和1张5美元的赎金钞票出现在市面上，但究竟何人使用的这些钞票却始终是个谜。纽约警署主持此案的詹姆斯·棼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大张“作战地图”，每当出现一张赎金钞票，他便在地图的相应位置上摁一颗图钉。

    19年4月5日，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发布一道行政命令，作为应付大萧条时期通货膨胀的特殊经济对策之一，要求中央银行在同年5月1日之前回收市面上所有总额为100美元以上的金圆券、金币等可兑换黄金的现钞或债券。也就是说，5月1日以后，一次使用或兑换金圆券的总额不得超过100美元。这将迫使绑匪尽快出手赎金中的金圆券钞票。

    在5月1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50张1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出现在位于曼哈顿的化学银行，还有50张10美元和50张5美元的被曼哈顿的制造业基金银行回收。但和以往一样，谁也不知道兑换这些金圆券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因为是在办理完兑换手续之后，才由专人将回收的金圆券逐张与赎金钞票的号码册查对，所以银行职员们在经手时并不知道哪些金圆券来自赎金。

    5月1日，回收期限的最后一天，中央银行纽约分行一下子收到98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兑换表格上填写的姓名为J·J·福克纳，而地址据后来查证是假的。但那位经办的银行职员还是没记住兑换人的模样。

    在詹姆斯的“作战地图”上，赎金纸币使用的区域渐渐显露出来了。最密集的是曼哈顿上城区的雷克星顿路，以及德国人集居区约克维尔。詹姆斯亲自走访了每一位经手人、银行职员和商店收银员。大多数人不记得持币者的模样，而记得的人所描述的却相差无几：白人，中等个子，蓝眼睛，瘦削的脸型，高颧骨，尖下巴，穿深色上衣，戴软毡帽，帽檐压得很低。当时的著名漫画家简蒙·巴里曼根据这些描述和约翰·康顿博士的记忆，为该嫌疑人画了模拟像。

    19年11月6日，洛意斯·谢里丹影院票房的西西·芭小姐收到一张5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当时的电影票是55美分一张，影院一般很少收到金圆券。就在西西·芭迟疑的那一刻，一个浓厚的德国口音说：“怎么呢？这是金圆券。”接到西西·芭的报告后，詹姆斯·棼在开映之前赶到洛意斯·谢里丹影院，但直到电影散场，那个座位还是空的。

    从194年1月起，就再没有人见到过5美元的赎金纸币。这一年的6、7、8三个月，没有任何关于赎金钞票的报告。直至9月，10美元和0美元的又重新开始在曼哈顿和布郎克斯出现。

    194年9月15日，星期六，晚上10点左右，一辆190年的深蓝色道奇轿车来到雷克星顿路和17道交界处的一家加油站，车主掏出一张10美元的金圆券付5加仑汽油钱共计98美分。加油站的工人瓦尔特·莱尔怕这张面值不算小的钞票是假币，便顺手把道奇的牌照号码写在了纸币边上——4U1.41。

    9月17日，布郎克斯的科恩交易银行将这张钞票连同另一张1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一起交到了纽约警署。

    詹姆斯·棼马上通过纽约市机动车辆管理处查到，深蓝色道奇轿车的车主名叫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男，5岁，木匠，生于德国，无犯罪记录。赫普曼的家庭地址是布郎克斯东道179号，离约翰·康顿博士与“墓地约翰”第一次见面的林坪公墓仅隔六个街区。房子坐落在道和一条步行小路尼旦巷相交的街角处，赫普曼和他的妻子安娜及九个月大的儿子租住二楼，另有两家人合住一楼。

    9月18日这一天，60多名便衣警探从早到晚在赫普曼家附近转悠。他们将要逮捕布鲁诺·赫普曼，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在行动之前，警方想搞清楚赫普曼是否携带枪支等武器。

    第二天，9月19日，星期三，早晨8点15分，赫普曼从房子里走出来。他看上去确实有点像简蒙·巴里曼所画的嫌疑人，亚麻色的头发上扣一顶软毡帽，体重大约180磅左右。赫普曼穿过尼旦巷，从对过的车库里开出那辆深蓝色道奇，三辆黑色轿车立即紧紧尾随。行至东萃孟街附近，当深蓝色道奇跟在一辆笨重的清洁车后面缓缓行驶时，警探们跳出黑色轿车，将深蓝色道奇团团围定。

    据说当时布鲁诺·赫普曼的反应，只是怔怔地看着几位警探，然后按照他们的吩咐，机械地将道奇车驶到路边，停靠、熄火。警探们没有从赫普曼的身上和车里搜出枪支，但却在他的皮夹子里找到又一张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在警探们的再三追问下，被这一系列突发事变搞得惊慌失措的赫普曼语无伦次，怎么也讲不清楚这张钞票的来历，这更使警方相信他们抓对了人。

    作家诺尔·贝恩在其所著《林勃绑架案》一书中指出，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布鲁诺·赫普曼唯一的疑点就是用了一张赎金纸币，但这并不构成犯罪。詹姆斯·棼和警方其他办案人员后来承认，在拘捕赫普曼时，“他们已经认定赫普曼犯有绑架杀人罪”，所以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并不是试图确定赫普曼是无辜还是有罪，而是如何证明他有罪。

    毕竟，这件万众瞩目曝光率极高的案子已历经两年有余，而且随着赎金钞票的越花越少，破案的希望也愈加渺茫，警方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不少人担心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布鲁诺·赫普曼可能会被公正对待并得到公正的裁决吗？

    赫普曼被带回家中，十几名警探正在那里翻箱倒柜地搜查。安娜流着眼泪问丈夫发生了什么事，赫普曼安慰她说没什么，大概是为了前几天赌博的事。办案人员当时并没有在赫普曼的家里抄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却从房东太太那里拿到了赫普曼本月刚交的房租——两张10美元的赎金钞票。

    在纽约警署的审讯室里，办案人员对赫普曼进行轮番轰炸，他们常常不允许他睡觉，甚至不给他食物和水。有一次，赫普曼被连续审讯1小时，还有一次0多个小时。当他的证词不能授警方以把柄时，警察们便开始揍他。他们还强迫赫普曼几小时不停地写。赫普曼的书写样品被送到笔迹鉴定专家阿尔伯特·奥斯波手里。第一次奥斯波说，他无法确定这是否和赎金索取信出于同一手笔，于是又要了一些样品。奥斯波在凌晨4点打电话告诉诺曼·西瓦可普上校，说他相信赎金索取信不是赫普曼写的。而警方的反应是给奥斯波送去更多的赫普曼的笔迹样品。

    赫普曼一口咬定他没有向林勃勒索赎金，更没有绑架杀害小林迪。警方给了他一串日期和时间，要他回忆交代当时的行踪。事隔两年半，许多记忆都已经开始模糊了，但赫普曼非常肯定地说，有三个日子他记得很清楚。一是19年月1日，星期二，即查理被绑架的那天，他在曼哈顿的梦佳丝蒂公寓从早晨7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下班后坐地铁到布郎克斯，再开车去安娜工作的面包房。安娜在每周的星期二和星期五上晚班，赫普曼便去那里和妻子一起吃过晚饭再回家。月1日那天晚上，赫普曼在7点多钟到达面包房，夫妻俩9点半左右离开后就直接回家了。第二天，当赫普曼乘地铁到梦佳丝蒂公寓上班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小林迪被绑架的消息。后来警方从梦佳丝蒂公寓查到了赫普曼那天的工作时间卡，证明他讲的是实话。

    另一个日子是19年4月日，星期六，那天晚上约翰·康顿博士把赎金交给了“墓地约翰”。赫普曼说，他记得那一天是因为那是他在梦佳丝蒂公寓工作的最后一天，而且他和他的朋友汉斯·克罗宾总是在每月的第一个周六聚在一起演奏乐器。那天晚上汉斯和往常一样在赫普曼家玩到半夜。

    第三个日子是19年11月6日，一个操德国口音的客人在洛意斯·谢里丹电影院用5美元的赎金金圆券买了一张电影票。那天刚好是赫普曼的生日，他和安娜请了好些朋友在家里开派对。

    办案人员同时在两间不同的审讯室里提审汉斯和安娜·赫普曼，他们的供词相互吻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