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活辩论

到某个硬将毫不相干的人，强说成是我的写作原型的轻浮的研究者，可我还是要说，如果真有原型，那也只能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

    或许今后我还有机会写一写十年后的今天，乡村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但在这部小说中我所表述的，只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小说以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三次转正，而分成三个部分，因为一次比一次荒诞，因而一部比一部疼痛。半辈子都在盼转正的民办教师，当机会来临时，那些犹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写作情绪，激愤是小说的天敌。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就这部小说来说，即便是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我也不会遗憾。正好一些读者所说，我喜欢乡村中所有的人。在这部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叶碧秋的那位苕妈。在丰厚而神秘的乡村，一棵从不言语的大树都会是旷世的智者。也许生活中，像夏雪这样既时尚又纯美的女孩，是唯一的。我希望她是一种美的标本。我更希望她是一种美的真实。我敬重一切为乡村守护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们心怀何种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学校里待上一个星期，只要他教会孩子们认识一个字。正如日日夜夜守护乡村的几百万名民办教师，如果没有这中国最底层的知识分子们勉力践行，中国社会除了多出亿万文盲外，不会再有别的可能。

    在好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某种行业，只是背景与载体，目的是让思想之舟驶向远方。与民办教师之卑微相同的职业还有许多，好的小说不应当被理解写了这个行业，就是为了解决某个行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

    好小说，应当是公正的写作，应当是温暖的写作。

    这个时代太容易遗忘了。好像不丢掉历史，就没有未来。其实正好相反，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面对急剧变化的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除了金钱与财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记得还有什么值得长存于记忆之中。即便是将日子过得较为舒缓的乡村，急于忘记过去的也大有人在。而我，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一想到往事，一方面会感动，一方面又会恐惧。文明的坚守传播，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灭。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民办教师，一切的乡村奇迹的酝酿与发生，本应当首先归功于他们。然而，荒诞让历史与现实一次次地无视其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贡献，以至于沦落为作为名词都不被理解的地步。

    文学就是与流行生活辩论。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不能主动放弃关注重大事态的能力。

    文学是抵抗死亡，拒绝遗忘的最后防线。

    能够抵抗文学被死亡和被遗忘的恰恰不应当是流俗，而是文学精神的清洁与高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于斯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