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孙四海怎么样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他一直在琢磨六个年级分成三个班,这课怎么上。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他趁机跟上去问这事,孙四海说,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返回时,教室里多了一头猪。张英才去撵,学生们一起叫起来:“这是余校长养的猪,它就喜欢吃粉笔灰。”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别理它就是。往下去,张英才更无法专心,他看看猪,看看学生,心里很有些悲凉。
山太大,天也黑得早,看似黄昏,实际上才四点左右。放学后,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在那个叫叶萌的男孩带领下,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坳走去。眼里没有学生,只有猪,张英才感到很空虚。他取下那只凤凰琴,拧下钢笔帽,左手拿着它拨动琴弦,右手去按那些键,试着弹了一句曲子,不算好听,过得去而已,弹了几下,就没兴趣了。他歇下来后,忽地一愣:怎么音乐还在响?再听,才明白是笛子声。张英才趴到窗口,见孙四海和邓有米一左一右靠在旗杆上,各自横握一根竹笛,正在使劲吹奏。
山下升起了云雾,顺着一道道峡谷,冉冉地舒卷成一个个云团,背阳的山坡上铺满阴森的绿,早熟的稻田透着一层浅黄,一群黑山羊在云团中出没,有红色的书包跳跃其中,极似潇潇春雨中的灿烂桃花。太阳正在无可奈何地下落,黄昏的第一阵山风就掩盖了它的光泽,变得如同一只被玩得有些旧的绣球。远远的大山就是一只狮子。这是竖着看,横着看,则是一条龙的模样。
笛子吹出的曲调有些耳熟,听下去才知道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之所以没有一下子听明白,是因为节奏慢了一半。两支笛子,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低回,缓慢地将那首欢快的歌曲吹出许多悲凉。张英才跟着哼一句,那种节奏,需要好久才能将“幸福的花儿”这一句哼完整。
张英才走到旗杆下:“这个曲子要欢快些才好听。”
孙四海和邓有米没理他。张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着节拍纠正,可是没用。张英才惆怅起来,禁不住思索一个问题:能望见这杆旗的地方,会不会听见这笛声?他一边想,一边打量眼前这根用两棵松树捆绑着连接而成的旗杆。
忽然间,哨声响起来。余校长叼着一只哨子,走到旗杆下,在余校长家留宿的十几个学生迅速从山坳里跑回来,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齐的一排。余校长望望太阳,喊了声立正稍息,便走过去将领头的叶萌身上的破褂子用手整理一下。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扯拢来,遮住那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张英才站在这支小小的队伍后面,他看到一溜干瘦的小腿都没有穿鞋。余校长试了几下,见旁边还有几个破褂子的学生在盯着自己看,便作罢了。
这时,太阳已经挨着山了。
余校长一声厉喊:“立正——奏——国歌——降——国旗!”在两支笛子吹出的国歌声中,余校长拉动旗杆上的绳子,国旗徐徐落下后,学生们拥着余校长、捧着国旗向余校长的家走去。
这一幕让张英才着实吃了一惊。一转眼想起读中学时,升国旗的那种场面,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
邓有米走过来问他:“晚上有地方吃饭没有?”
张英才答:“这两天我先在余校长家搭伙。”
邓有米说:“你是想回到旧社会么?走,上我家去吃一餐,要是吃得习惯,以后干脆咱们搭伙算了。”
张英才推辞再三,见推不脱就同意了。
路不远,顺着山坡往下走,一会儿就到了。
邓有米的妻子叫成菊,长得很敦实,左边生了个疤瘌眼。见张英才老是看她,邓有米就说:“她本是个丹凤眼,前年冬天我送路队回来晚了,她来接我,半路上被狼舔了一下,就落下残疾。”
张英才暗暗叫声苦,嘴上却说:“这地方有狼?”
邓有米说:“大家都这样说。也许是野狗吧!”
张英才说:“野狗只会咬人腿,不会咬到人头上去呀?”
邓有米想迁就张英才:“那就当它是狼吧!”
张英才说:“小时候听说,狼会从后面用一只爪子拍人的肩膀。一般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回头看一看,狼正好一口咬住人的脖子。”
邓有米说:“山太大了,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
张英才说:“这么苦的事,我舅舅他们了解么?”
邓有米说:“都是余校长嘴严言辞短,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从不跟上面汇报,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待了十年,他还不晓得这儿的底细?不说人家心里会记着,说多了人家反而会讨厌。”
张英才说:“我舅舅是常挂惦着你们,所以才特地放我来这儿锻炼的。”
邓有米说:“你锻炼一阵就可以走,我是土生土长的,哪怕是转了正,也离不开这儿。”说着,他忽然一转话题,“万站长一定和你交了底,什么时候有转正的指标下来?”
张英才说:“他什么也没说,他是个老左,正经得很。”
成菊插嘴说:“疼外甥,疼脚跟,舅甥中间总隔着一层东西。”
邓有米瞪了一眼:“你懂个屁,快把饭菜做好端上来。”又说,“我的年龄、教龄和表现都达到转正要求的好几倍,就等你舅舅开恩了。”
这时,成菊将一碗上面平摊着两块腊肉的挂面端到张英才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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