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命运恰巧把一个人跟朋友们联系在一起，离开了朋友的个性，那么这个人还有什么个性可言呢？撇开我一生中两三例最伟大的友谊的影响，就谈不到我自己，因此，描述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就必须描述这些友谊的激励和启迪性的影响。青少年时代，我在智力的发展上完全与世隔绝——彻底隔绝到除了跟他人相处时，我慢慢感觉不到寂寞的程度——三十多岁时，我从这样一种青少年时代进入了一种最稀奇珍贵、最丰富多彩的心照神交的境界。我的一些朋友是男子，他们在各自的行业中都是出类拔萃的，但不是社会名流；另一些朋友我初次相识时已闻名遐迩，对于他们，我觉得很难进行恰如其分的描述，很遗憾，我缺乏善于记忆字句的能力。一旦从漫长的内心孤独中解脱出来，我的机会——虽然程度有限（我基本上是不善于“交际的”）——却具有一种珍奇得足以使我的文章满篇生辉的特点。我和两三位伟大的智者结成了莫逆之交；然而，我自己不是个博斯威尔1，而且也不曾有过自己的博斯威尔，对于这两种情况我都抱憾终身，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我可以记录下在众多使人心驰神往的时刻里洗耳恭听到的精彩谈话，在第二种情况下，我可以把这种谈话传达给我的记事侍从。事实上，每当高朋满座之际，由于想进入一种心旷神怡的境地，排除做记录之类的精细事务，我跟伟人们谈心时，宁肯当一名陶醉于阿尔卑斯山草地瑰丽景色的画家，也不愿做一个编列草地植物标本目录的植物学家。

    1博斯威尔（jamesboswell，1740-1795），苏格兰作家，他与英国大作家约翰生过往甚密，后来出版了以翔实著称的塞缪尔-约翰生传，因此“博斯威尔”已经成为忠实的传记作家的代名词。

    有一回，我碰巧坐在柏格森1先生旁边吃饭，便向他吐露了对自己记忆中奇怪的阴差阳错所感到的苦恼和困惑。我问他，我能把我所认识的每个人的地址以及我十八岁以后听过的每个歌剧的歌词作者之类的鸡毛蒜皮的事记得分毫不差——而涉及到诗，我的首要激情和最大快乐时，我记忆词句的能力几乎丧失，我只能听见内心的音调，却很难填上适当的歌词，这是怎么回事呢？

    1柏格森（1859-1941），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作品有试论意识的直接材料、物质与记忆等。

    我讲完话前就感到；我的问题并未引起我卓绝的邻座多大兴趣，而他的回答也显然令人失望。“matsc-estpredsementparsequevonseteseblouie”1，他若无其事地回答着，同时转过身去注视着递给他的菜肴，并不费心去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只是到了后来，我才发现他的确把该谈的都和盘托出了。心醉神迷中的精确本领（这是我对绝妙好诗找到的最好定义）也许在欣赏者身上和创造者身上几乎同样罕见，而我多年的智识隔绝已经使我对聆听精彩的谈话的快乐极其敏感，因此对我来说，精确地记录这种谈话是不可能的。然而精彩的谈话似乎用一种渐进的滋补力量进入我的心田，有时只能在很久以后才感觉得到；它作为一种力量，一种影响，渗透了我的周身，它把我的宇宙封闭在一个五彩玻璃的圆顶之中，当这圆顶在我四周竖立起来时，我很难拆下一些碎片来。也许读者要在这里抗议，说我用一页多的篇幅只说明我的记性坏；然而，光这么说说似乎解决不了全部问题，因为我听到的话并未被忘却，而是储藏在某种深处，它仍然带着自己的基本含义从这种深处返回来，不过很难诉诸于文字形式罢了。

    1法语：“那正是因为您受到迷惑”

    我在“山宅”度过了几年时光，在此期间和而后的年月里，我有一些最亲密的朋友。既然我已经提到亨利-詹姆斯访问“山宅”的事，因此把他的名字列在这批朋友名单之首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其实，我跟亨利-詹姆斯初次见面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也许是八十年代末；不过只是在“山宅”他才初次进入了显著地位。

    长期以来，他在那儿露面的希望似乎不大，因为我们初次见面时，我在伟大品格面前呆若木鸡。对亨利-詹姆斯的伟大我从一未怀疑过，但在对其人其书了解之前，我无法揣测他究竟有多么伟大。我是在爱德华-博依特家里跟他邂逅的。博依特是一位卓越的水彩画画家，沙尔金1对他的才华推崇备至。博依特夫妇都是波士顿人，又是我丈夫的老朋友，许多年来一直住在巴黎。正是在那里，有一天他们请我们跟亨利-詹姆斯一起吃饭。我简直不相信那种荣幸竟会降临到我的头上，为了不辜负这次荣幸，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穿上我最新的杜塞装，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也许还不过二十五岁，我就是在这种原则下生长起来的，而且我从来没有想到除了我的青春。我的漂亮的上衣外，还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举荐给那位我连解鞋带都不配的男子。那件衣服至今历历在目——它就是漂亮，茶玫瑰般的粉红，绣着彩虹般的珠子。然而，哎呀，它既没有给我说话的勇气，也没有引起那位伟人的注意。那个晚上一事无成，我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1沙尔金（johnsingersargent，1856-1925）。美国肖像画家。

    一两年后，在威尼斯（也许在1889年或1890年），我又遇到同样的机会。我丈夫的另一个朋友，波士顿的拉尔夫-柯蒂斯盛意邀请我们去见亨利-詹姆斯。我想，他不是在巴巴罗宫跟柯蒂斯住在一起，就是跟罗伯特-勃朗宁1的老朋友阿瑟-布朗森夫人住在一起。幸运再次伸出她的手——我的手又一次从她的手中滑落。我再一次沉思：我怎样才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赢得他的青睐呢？哦——这一回我有一顶新帽子；一顶漂亮的新帽子！我几乎敢肯定这顶帽子挺合适。我觉得只要他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鼓起勇气大谈我对黛西-密勒和一位女士的画像的赞赏。然而，他既没注意这顶帽子，也未注意戴帽子的人——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同第一次一样未达到预期效果。几年以后，我对他提起这两次会见时，他承认他甚至不记得在哪儿见过我！至于最后毫不犹豫、又未经准备地把我们联结到一起的那次会见日期，我们谁都记不起来了，不知道这次会见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进行的。我们只是知道：突然之间。我们好像一见如故，而且（正如他在1910年2月写给我的信上所说的那样）“越来越难舍难分了”

    1罗伯特-勃朗宁（robertbrowning，1812-1889），英国诗人。

    其原因当然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有了自知之明，而且再也不怕同亨利-詹姆斯讲我们俩都关心的事；而他呢，总是以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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