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十万进士

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这也就是一种凭借作品进行自我介绍的手段；而这种手段之所以能够存在和盛行，则是和当时的选举制度分不开的。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第三页。

    一度，主考机构也要求应试者把自认为满意的旧作上缴，以供选拔时参考。士子们在选编自荐材料的时候不经意地编出了不少文集，否则很多诗文有可能早就失散了。例如皮日休的文薮和元结的文编，当初都是为自荐编成的。他们两人也都在编定自己文集的第二年进士及第，看来自荐的作用不小。

    大诗人王维因自荐而成为头名状元的故事载于集异记，明代传奇郁轮袍也讲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有趣味。

    故事说，当初年轻的王维以惊人的文学天赋和音乐才华游历于长安上层社会，特别为岐王所看重。科举考试将至，谁若能成为长安京兆府的第一名人选上送，则极有希望夺魁状元。王维听说，对此事有决定权的公主心中已另有人选，就请岐王帮忙。岐王深知王维的才学有竞争力，要他准备好旧诗十篇、琵琶一曲，五天后再来。

    五天后王维如期而至，岐王拿出像样的衣服要他穿上，共赴公主府第，名义上是向公主奉献酒乐，王维充作乐师。公主见王维奏曲精妙，大为赞赏，岐王便说：“他不只精通音乐，文词更是无人可比。”王维当即把准备的诗卷献给公主，公主一看更为惊异，说：“这些诗，都是我平常反复诵读的，一直以为是古人佳作，没想到竟然出之于你的手笔！”于是以上宾之礼，与王维畅谈。

    王维言谈间诙谐幽默，不能不让在座的其他宾客深深钦佩。岐王便对公主说：“如果今年京兆府第一名由这位青年来承当，就会十分风光。”

    公主说：“那为什么不让他去应试呢？”

    岐王说：“这位老弟心气颇高，不作为第一人选，他是绝不会去应试的，但听说贵公主已决定了别的人作为第一人选。”

    公主笑道：“那算什么呀，也是别人托的。”

    等岐王和王维一离开，公主就召来了考官。于是，王维成了京兆府上报的第一人选。

    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故事在具体情节上的真实性虽然很可怀疑，但集异记所传达出来的社会氛围和上层交往关系，却十分可信。

    白居易所写的一封自荐信，让我对这件事有了最可靠、最感性的了解。这封信是贞元十六年（公元八年）应进士试前写给当时任给事中的陈京的，所以名为与陈给事书，现收在白居易集卷四十四内。我把他的这封信，翻译成了白话文：

    这些天，您府上拜谒者如林，自荐者如云，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您为他们吹嘘张扬。我不来拜谒，只差遣家僮送一封信给您，说明我的目的与他们不一样，就凭这一点，您也该特别关注一下了。

    我只想诚恳求教，因为无数事实证明，一个人了解别人容易，了解自己困难。很杰出的人，往往自信不足；很糟糕的人，却又自以为是。幸好有明白的考官，让他们各归其位。

    您是天下文宗，当代权威，因此我愿意向您袒露自己的内心：我白居易是个平民，上无朝廷援助，下无乡绅抬举，敢于到京城来应试完全是凭了文章，到时候等考官作出公平裁断。但我的文章究竟是可进还是可退，自己却不甚清楚，因此请您帮我裁定一下。特送上杂文二十篇、诗一百首，请您在公余之暇随手翻翻。如果觉得可进，请发一句话，我一定加倍努力；如果觉得不可进，也请发一句话，我就甘心退藏。是进是退，我心中已斗争多时，现在就等您一句话了。

    白居易的这封信写得不卑不亢。陈京到底有没有发话，我们并不清楚，所知道的只是，白居易当年果真进士及第。

    把以上所举的杜牧、李商隐、柳宗元、皮日休、元结、王维、白居易的例子加在一起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在他们那些年代，科举考试只是一个契机，围绕着它，进行着一场选拔人才的大动员。

    人才们自己也踊跃起来，走出苦读的书房，离别偏僻的乡邑，踏入京城的社交圈，试着进行多方面的生命呈示和精神沟通。做法上确实很不规范，但某种原始性的可喜魅力也就隐藏在这种不规范之中。

    但是能不能因此而永远无视规范呢？又不能，因为原始性的可喜魅力很容易因无序而转化为可恶，不设置足够的规范必然会把事情彻底搞糟。

    科举考试中的推荐，既被允许，久而久之自然会有大量阴暗伎俩产生。即便是王维、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他们那样的上好诗文，也敌不过阴暗伎俩。因此，当初像他们那样大大咧咧地推荐，也就会完全失效。唯一的办法，是制订严密规范来与阴暗伎俩作斗争，这是令人沮丧又不得不为之的事。

    创业之初的健康与大方，终于被警觉和琐碎所代替。

    到了宋代，推荐理所当然地被阻止了，为了防止考官接受试卷外的信息，实行“锁院”制度，即考官一旦被任命就须住入贡院，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直到发榜的那一天。长的时候，一锁就是五十来天，也够闷人的。

    唐代试卷不糊名，敞敞亮亮地让考官知道这是那位考生的卷子，宋代就把名字糊起来了。再后来，怕考官认出笔迹，干脆雇一帮子人把所有的考卷重抄一遍再交给考官，以杜绝作弊的可能。

    其实作弊是杜绝不了的。科举考试决定着一个人的全部升沉荣辱，总会引得不少人拼着性命来做手脚。官方发现后立即采取相应的对策，而一切对策又很快激发出更高明的作弊手段，真是循环往复，日臻精微。

    我曾参观过一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实物，发现自宋以后，作弊和反作弊成了一场士子和官方层层递进的智力竞赛，结果是两方面都走向卑下。士子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挟带，把必然要考到的四书、五经、前科中举范文和自己的猜题习作，缩小抄写后塞在鞋底、腰带、裤子、帽子里，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干脆密密麻麻地写在麻布衬衣里。

    堂皇的经典踏在脚底，抖索的肉体缠满墨迹，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烂纸污黑也就与可怜书生的绝望心情混作一团，一团由中国文字、中国文明、中国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挟带的也不见得全是无能之辈。例如一一二年的一次考试，搜出挟带者十八人，于是重考，十八人中还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怀疑，许多主持着考试的考官说不定当年也有未被查出的作弊历史，尽管他们在文化才能上还是合格的。

    作过弊的考官对作弊的防范只会更严，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也许是因为深谙诀窍，他们会想出许多搜查挟带的机智办法；未曾作过弊的考官，则长期对作弊者保留着一种真诚的气恼，今天有权了，气恼也就化作了峻厉。

    无论是机智还是峻厉，最终还是要交给看守考场的士兵来操作。有时还公开悬赏，搜出一个挟带者奖赏一两银子。士兵们受此刺激，立时变成凶神恶煞，向全体考生扑来。

    据说连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士兵们对于应考的士子们浑身上下都要细细摸查的做法后也大不以为然，对大臣们说：这些都是读过圣人诗文的人，怎么能像对付盗贼一样来对付？但是即便朱元璋也无法阻止一种整体机制的必然恶果，明代的搜查更加严格。据霞外捃屑卷五所记，考场门口出现的情景是：“上久冰冻，解衣露立，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怀挟也。”

    到清代，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过，还要察看肛门，实在有辱斯文。为了防止在羊皮袄里挟带，规定考生进考场穿的羊皮袄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单张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场内外一片白花花，宛若一大堆纷乱的羊群。

    这景象在我想来是怵目惊心的。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群读书人，只能以动物的形态，来表白自己对文化的坦诚？只能以最丑陋的仪仗，来比赛自己的文明？

    说起来作弊在唐代也有很多，但那时既然允许推荐和自荐，整体气宽松，不太把这种小手小脚当一回事。诗人温庭筠就是一个作弊的高手，老是在考试中替别的考生写文，当“枪手”远近闻名。公元八五八年会试，考官们为了防止他再一次作弊，故意把他的座位另行摆出，直瞪瞪地注视着他，看到他写完一千多字的文章早早交卷退场了，也就松了一口气。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一次，他已经为八位考生完成了试卷！

    事情到了清代就不同了，如果有人做“枪手”替别人考试，查出后在考场门外戴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再万里流放。

    七

    一种巨大的不信任，横亘在考场内外。

    乍一看，考场门口如狼似虎的兵士显示着考官对考生的不信任，实际上这只是整体不信任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推荐和自荐的行不通，首先不在于考官对考生的不信任，而在于社会对考官的不信任。

    宋代曾有人正确地指出，推荐人才之所以具有可信度，是因为“其取人畏于讥议，多公而审”（容斋随笔卷五韩文公荐士）。推荐错了人，整个社会都会讥议，这是任何自爱的正派人都不愿意的，因此必然力求公正和慎审。只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声誉，也就有了整体意义上的默契和保证，一切推荐、担保、允诺都因公正而变得合理，反之，则会破碎。

    但是，我们的考官很难维护住自己的声誉，原因不在于品质而在于机制。品质再好的考官，在机制上也具有多方面的可攻击性，因此是极其脆弱的。

    其一，权力网络上的可攻击性。

    考官在官场上，也是不大不小的官员。是官员，就有上下左右需要顾及和忌避的地方，这与考场法则有根本性的矛盾。

    他当然可以宣言只顾考场不顾官场，但如果真是这样，他裁断考卷的权力是谁给的？反过来，倘使太顾官场，他作为考场主宰者的文化形象又会污渍斑斑。多数考官都想在两相平衡中稍稍偏向于文化形象，但事实上很难做到。

    唐德宗贞元年间，礼部侍郎权德舆主持考政，皇帝的宠臣李实暗示他几个必须照顾的人选，权德舆拒绝了。李实大怒，干脆公然提出二十个人的名单要权德舆接受，而且二十个人的前后名次也排定了。李实对权德舆说：“你可以按照我排的名次一一录取，否则，你就会被贬谪到外地，到那时后悔莫及。”这下权德舆不能不陷于矛盾之中了：按照李实的话办，必然被社会耻笑；但不按他的意思办，他一定会到皇帝那里诬奏，如何是好。幸好不久后皇帝死了，李实不能再胡作非为。但李实对权德舆说的那番话，历来有很多考官都听到过，他们不可能都正巧遇到皇帝死亡、改朝换代。他们会怎么做，可想而知。

    其实，比权德舆受到李实威胁再早些年，另一位主持考政的礼部侍郎令狐峘的遭遇更能说明问题。令狐峘担任主考官以来，高官中荐托的人很多，但名次数额有定，当然不能全部满足，因此很有一些人力图扳倒他作为报复。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收到当朝宰相杨炎的一封信，要他照顾一位有背景的考生。他怕照宰相的意思做了被别的官员揭露，甚至也怕宰相是有意试探，想来想去不知所措，只得把宰相的来信上缴给皇帝。

    皇帝见信后把宰相找来问了一下，宰相杨炎见自己写给令狐峘的信竟在皇帝手里，十分气愤，就向皇帝反诉令狐峘。皇帝总是更相信宰相的，听完之后就骂令狐峘是奸人，把他贬了。在这里，作为主考官的权力不堪一击。

    在朝廷各位高官中，考官的是非特别多。公元八二年礼部侍郎李建主持科举考试，事后朝廷认为他“人情不洽”让他改任刑部侍郎。而事实上并不是“人情不洽”而是他没有遵从几项请托。白居易后来说他“在礼部时，以文取生，不听誉，不信毁”；徐松说他“盖不听毁誉，故不免于遭谤也”但白居易、徐松说这些话的时候，均已盖棺。

    令狐峘们一个个被贬了，李建们一个个被调任了，只有那些绝不像他们那样做的考官们诚惶诚恐地在考场上正襟危坐。他们明白，考场只是官场的附庸，自己的基本身份只能是驯顺的官员而不能是刚正的学者。既然最要命的是“人情不洽”那么，沉下心，换成人情练达。

    练达是为了自我安全而机敏敛藏，是为了避谤躲毁而察言观色，是为了左右逢源而多方沟通。练达在无奈中，劳累在灵活中，失落在机巧中，消融在宦海中。

    其二，座主声誉上的可攻击性。

    一个文官由朝廷任命而主持全国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社会声誉之高简直无与伦比。朝廷为了强调科举考试的权威性，也有意抬高考官的声誉。上文提到过的唐代进士及第后有“拜谢座主”的仪式，便是其中一个措施。座主就是考官，进士拜谢座主，既有真诚的感激，也有实利的考虑。座主既受朝廷任命，自称门生必为自己增光，也许今后会出现更多提携的机会。

    拜谢那天，新科进士们由状元带头，骑马来到考官宅前，下马后恭敬而立，把名纸呈进去通报。被迎进庭院后，列队向东而立，考官则向西而立面对他们，接受拜谢。

    集体拜揖、状元致辞、各别拜揖，然后每位进士一一自报家门，尽量把自己亲族中有点名堂的人物一起扯上。碰巧，也会有考官同宗亲戚中了进士，而这位进士在辈分上反倒是考官的叔叔，那可怎么办呢？按照惯例，进士必须自称为侄，而尊考官为叔。（参见唐语林卷八补遗）

    让叔叔张口叫侄子一声叔叔，他们两人都会震颤，但震颤得最强烈的是封建宗法秩序：仅仅做了一任考官，竟然可以让家族伦理结构为之颠倒！

    不仅如此，门生对座主的报答也是终身性的。连柳宗元都说：“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河东先生集卷三十，与顾十郎书。）柳宗元等人都十分厌恶门生中那种一开始毕恭毕敬，到后来忘恩负义的人物，而他们的厌恶在当时几乎也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绝大多数门生会永久地效忠座主，不愿被大家目为“非人也”的渣滓。因此，作为座主也就拥有一笔比什么都要贵重的生命财富。

    以贤明著称的唐代主考官崔群与夫人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夫人劝他什么时候为子孙置几处庄园，崔群笑着说：“别担心，我已在全国各地置下了三十处最美的庄园。”夫人大为惊讶，崔群解释道：“前年我做主考官时，录取了全国各地的考生三十人，他们每人都是一所最美的庄园啊！”把一个个门生比作一座座庄园，实在将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

    不管荒芜不荒芜，这些有趣的谈论显然掩盖了一个最根本的前提：科举考试是国家行为，考试的结果怎么转眼成了考官的私有财产？

    柳宗元不是主张过门生对座主的忠诚吗，但他又讨厌文坛上那些拉帮结派之徒，愤怒地指斥他们“交贵势，倚亲戚，合则插羽翮，生风涛”“有不诺者，以气排之”（河东先生集卷二十五，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讲人道序。）柳宗元的厌恶很能代表当时的文化良知，但这种帮派之风恰恰与他称颂过的座主和门生的关系直接牵连。

    唐代名相李德裕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位政治家的仕途十分坎坷，一直处于大起大落之中，但他只要复出当权，总要对科举制度作一些实质性的改革，尤其努力消解座主和门生之间的胶固关系。他在停进士宴会题名疏中指出，及第进士是国家挑选的“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寖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会昌一品集补遗。）为此，他提出：不要再叫座主、门生这些名号；进士们录取后可以去参见一次考官，今后再也不允许成群结队地去拜谒了；曲江宴、雁塔题名之类立即停止；及第进士三五人自己庆贺宴乐一下可以，但不许把当年所有及第者全都集中起来盛宴。

    李德裕的这些措施，显然是针对由科举考试所形成的帮派的。但随着李德裕的又一次被贬，这些措施也就烟消云散。

    但是，一切有头脑的政治家或迟或早都会重新发现李德裕所指出的问题。北宋建隆年间朝廷明确下诏，不准把主考官称为“恩门”、“师门”录取考生也不准自称是某某考官的“门生”违者就算犯法。对于这个问题，说得最尖锐的是清代学者顾炎武。他指出，正是座主和门生的关系，导致历来“朋党之祸”也就是说，科举制度直接造成了社会祸乱之源。这与科举制度的初衷，就完全背道而驰了。

    其三，文化资格上的可攻击性。

    既然考官们在权力和声誉上都难以自立，那就只剩下文化上的资格了。但可悲的是，他们在文化资格上也没有把握。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文人评鉴文化水平的标尺往往不在于宏观识见而在于细节记忆。一有细节上的记忆失误，立即哄传为笑柄。

    中国文化拥集着多少细节啊，但人们总是在一笔之误、一字之差、一名之混中来否定一个人的整体文化。考官对考生是这样，社会对考官也是这样。这种传统一直延伸下来，直到今天，有些历史学家在嘲谑科举考试是一场不学无术的骗局时，往往也动用了一些文化细节，这是不公正的。由此可以推想在古代，考官们为了避免任何一点文化缺漏，将会承受多大的心理磨难。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明正德六年（公元一五一一年）的一次会试，考试后公布的一份优秀考卷中有一个知识性的误差，即在行文中不小心把孔子褒扬的十个弟子和后来配享的十个弟子有点混淆。考官阅卷时可能忽略了这一点。落第考生知道后大哗街市，写出大字报到处张贴。所有的考官都觉得丢了脸，自认晦气不敢吭声。

    在这种心态下，可能产生的笑话反而更多。乾隆年间一个考生在考试前外出游玩，在路边见到两棵槐树之间有一口井，不知怎么就记住了。临到考试，他怨恨自己肚子里典故太少，便决定杜撰几个出来，灵机一动写出一句“自两槐夹井以来”如此等等。这一来，阅卷的考官紧张了，心想那一定是我没有读到过的典故。为了掩饰，给予佳评，这位考生竟被取为解元。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这位考官想一想，他实在不能保证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中绝对没有“两槐夹井”一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只能闭一只眼睛算这个考生“用典有据”

    这种麻烦连一些大学问家也经常遇到。一八九二年廷试，阅卷大臣发现一份考卷中有“闾面”二字不可解，问主持其事的宰相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闾阎”的笔误。翁同龢以知识广博闻名，低头一想说，以前在书中见过以“闾面”对“檐牙”应该算对。事后问那位考生，确是笔误，这一下翁同龢闹了笑话。

    但我们在笑翁同龢的时候不会太畅快，因为深不可测的中国文化几乎能为任何一种肯定和否定提供依据，因此学问越大越会遇到判断的困惑。

    那么，考官应该以哪一条水平线来与考生对位？谁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考官甚至完全不相信有客观标准，只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弃取，便暗暗地用抓阄的办法来领悟“文昌帝君”的旨意。例如清道光年问的穆彰阿，就是这么干的。

    考官们在文化资格上还受到更恶性的挑战，即由文化细节而直接诱发政治威慑。考官们不仅避不开朝廷的斧钺，而且也躲不过考生的利剑。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元七三六年李昂任考官，考生李权通过亲戚邻居的关系来走门路，性子刚直的李昂召集起考生当众责斥李权，并把李权文章中不通的句子摘抄出来贴在街上。于是李权决定报复，他找到李昂，出现了以下一段对话——

    李权：古人说过，来而不往非礼也。我的文章不好，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主考大人也有不少文章在外界传流，我也想切磋一下，可以吗？

    李昂：有何不可！请吧。

    李权：有两句诗“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是主考大人写的吗？

    李昂：是的。

    李权：您诗中用了“洗耳”的典故。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是说古代的尧帝在他的衰老之年不想再统治天下了，要把自己的权位禅让给许由，没想到许由不仅不想掌权，而且根本不想听让他做官的话，认为那是最坏的话，听到后还到水边去洗耳朵。

    李昂：

    李权：今天我们的皇上年富力强，还远没有衰老到退位的年岁，而且皇上好像也没有把皇位让给主考大人的意思，您洗耳朵干什么呢？

    听了李权这番话，李昂身为考官却惶骇万状，一下子软了下来。李权的做法，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文革”灾难中“造反派”暴徒通过“咬文嚼字”来诬陷栽赃的伎俩。

    以前我们更多地关注科举考试中考生们的悲哀，结果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是一群邪恶而又愚蠢的考官在胡闹。但是，当我们的视线一旦停留在考官们身上，发现他们也处在一种极其脆弱又极不被人信任的困境中，那么我们就会明白：科举考试本身是一个全方位的悲剧。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种千年的无奈。抓住它，满手芒刺；丢弃它，步履艰难。

    八

    科举考试最终的败落，在于它的考试内容。

    其实，这也是一个千余年伤透了脑筋的老问题。历来很多有识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而唇枪舌剑，激烈争论。考试主持者们也曾做过一系列试验，一次次地改革考试内容，力图使它更适合于选拔管理人才。

    考试中究竟是侧重诗文经典，还是侧重社会实务，是人们讨论的一个难点。在唐代有很长一段时间，十分重视时务策论，例如元结任州试考官时曾出过这样几个试题：

    一、你认为应该如何消解当前的强藩割据？

    二、你认为应该如何使官吏清廉，断绝他们的侥幸所得？

    三、你认为应该如何使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耕种？

    四、你知道粟帛估钱的情况吗？

    在大诗人杜甫出的试卷中，有“华阴的漕渠如何开筑为宜”、“兵卒如何轮休”等题目。白居易则问考生“如何改进各级官员的薪俸制度”、“如何解决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农贫商富的问题”等等，都非常切于实用。

    这些试题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不错，但我们也不能褒扬过甚。沉溺于诗赋考试固然太局限了，但是，能对身边的现实问题发表一点议论的考生，大多算不上什么人才。

    更何况，在考试中讨论身边的具体问题，阅卷的困难很大。考官自己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很容易成为一种取舍标准，但这是不公正的。正因为这样，一些大学者倒并不倾心于这方面的改革，他们觉得科举考试也就这么回事了，靠几道试题来断定什么考试有用，什么考试无用，未免显得武断。

    苏东坡说：

    自文章而言，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策论、诗赋均为无用。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科取士，不过如此而已。

    （东坡奏议集卷一）

    “均为无用”、“不过如此而已”真是大家口吻。

    柳宗元说得更透彻，他认为试题的变来变去并不会改变取士的方向，不要企望试题出现了什么方面的内容就会选拔到什么方面的人才。考生总是那些读书人，朝廷侧重考什么内容，他们就作什么方面的准备。

    苏东坡和柳宗元的看法高人一筹，但作为稀世大才他们对人才的要求，与科举考试想选拔的人才有较大的距离。

    就一般人才的选拔而言，考试内容还是重要的。一定的试题定向，标志着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重点，也会对全国应试者的自我塑造起一个引导作用。可惜自宋代至明清，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标准越来越不明确，只靠着一种历史惯性消极地维持着科举。为了符合上下古今多方位的意识形态要求，考试内容越来越僵硬。终于，出现了八股文。

    用八股文取士，不仅内容限定、格式限定，而且许多联接虚词也是限定的。当然，这至少给考官阅卷带来了不少方便，也使不同的考生纳入了一种相同的可比性之中。

    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一种毫无社会责任和历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昏庸考试方式。全国士子为通过这项考试一年又一年地钻研八股文的写法，结果造就了大量的废物。

    对此，清代医学家徐灵胎随手写的一首“道情”表达得很清楚。文中的“时文”即指八股文：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期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事情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国际参照系生楞楞地出现在中国文人前面，无情的对比强烈到让人眩晕。一千多年前当科举制度刚刚盛行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怎么考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这副模样？

    是中国上了科举制度的当？或是科举制度上了中国的当？或是它们彼此上当？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种莫名的历史魔力的当？

    据齐如山回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举制度抵拒着商业文明。一个人参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级最低的科举考试，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在当时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见知县时可以有座，也可以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与此相反，一个商人，即便是海内巨贾、富甲一方，见知县时却不会有座，也不准与官员们同桌用餐。

    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造像：一个读了几年死书而没有读出半点门道的失败者傻乎乎地端坐着，一个已经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且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活力的实践者像仆役一样侍立着。这一历史造像，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么，十九世纪晚期的科举考试是什么样子的呢？周作人回忆道，那是大寒季节，半夜起床，到考场早早坐定，在前后左右一片喧嚣中等到天亮。天亮后有人举着一块木板过来，上面写着考题，于是一片喧嚣变成了一片咿唔，考生们边咿唔边琢磨怎么写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时间显得紧张，咿唔也就变成呻吟：

    在暮色苍茫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

    （知堂回想录）

    齐如山对此还作了一个小小的补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试是无法离座大小便的，于是可想而知，场内污秽横流，恶臭难闻。

    读到这类回忆我总是蓦然发呆：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

    出于时代的压力、国际的对比，一九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里加中外政治历史。四书五经仍考，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时，开设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

    为了迎合中外政治历史的内容，有一次考官出题时把法国的拿破仑塞进去了，而且因为粗粗地知道他与中国项羽一样是一位以失败而告终的勇猛战将，便出了一道中外比较的试题：项羽拿破轮论。出题的考官赶时髦，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怎么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开笔就写道：

    夫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岂有破轮而不能拿哉？使破轮自修其政，又焉能为项羽所拿者？拿全轮而不胜，而况于拿破轮也哉？

    （见舒芜项羽拿破仑论、吴小如项羽拿破仑论及其他）

    这位考生理所当然地把“拿破轮”看成是一个行为短语；什么人伸手去拿一个破轮子。

    项羽有没有拿过破轮子他不知道，但八股文考试鼓励空洞无物的瞎议论，文章也就做下去了。

    我想，这位考生敢于做这篇文章，倒也真有一点“岂有破轮而不能拿哉”的气概。科举考试在当时确实已成为一个破轮，它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前滚动了。为了不让这个破轮使整个大车倾翻，在喊声鼎沸中，科举制终于被废除。

    但是，废除了科举制度的中国有了新式教学，却没能从制度上解决管理人才的选拔问题。

    新型的学者在成批地产生，留学外国的科学家在一船船地回来，但管理他们的官员又是从何产生的呢？

    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是，今天当我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官吏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

    九

    科举实在累人。考生累、考官累，整个历史和民族都被它搞累，我写它也实在写累了。我估计，读者也一定已经读得很累，那就到此为止吧。走笔至此，满心怅然。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对它低头致敬。它以一千三百年的惊人坚持，在这么辽阔的土地上实现了一个梦幻般的政治学构思。那就是，通过文化考试在全国男子中选拔各级管理者，使中华文明越过无数次灭亡的危机而浩荡延续。正是这种延续，使我们有可能汲取千年前的伟大精神力量，知道什么是永恒的高贵，什么是不朽的美典。

    作为一个文化人，我又要对它摇头长叹。它为了朝廷统治的人才需求而设置的文化关口，看似重视文化，实质败坏了文化，尤其是败坏了整个民族的集体文化人格。在历代考生咿咿唔唔的文本诵读声中，中国文脉渐渐失去魂魄。

    因此，由于它，中华文明一直保持着宏大存在，却又未能走向强健。

    十万进士，如果站在一起，会是黑压压的一大片，望不到边。这是人类智能最大的聚合体，没有什么事情想不明白。只不过，当时他们每个人都只能想到与自己生命相关的一小段。现在把一小段、一小段全都连在一起了，他们便都陷入了沉默。对于科举制度的整体结果，不管是正面结果还是负面结果，他们会很惊讶，却不会过度兴奋和沮丧。但他们一定都怀有期待，期待这片他们所熟悉的土地，能出现他们不熟悉的文化景象。

    十万个聪明人的沉默和期待，实在会让后代心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