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时期

和克雷默小姐给我留下很多印象，可就是没带来半点乐趣。我在审阅他们的寄件时有三四次都想站起来向尤索托先生正式提出抗议。可是我又不清楚我该采取何种抗议形式。我现在想，我当时说不定会走到他桌子前面，尖叫地申诉说：“我妈死了，我不得不跟她那个宝贝丈夫一起生活，在纽约没一个人说法语，你儿子房间里连把椅子都没有。你让我怎么教这两个疯疯癫癫的人绘画呢？”由于长期以来就自我训练成坐下来承受绝望的习惯，我最后还是很不费劲就管住了自己，屁股没离开我的椅子。我接着又拆开第三个学生的信封。

    我这第三个学生是圣约瑟姐妹修道会的一名出家人，名叫艾尔玛修女，她在多伦多近郊一所修道院小学里教“烹饪与图画”对于她信封里的内容，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的好。我不如先提一点，艾尔玛修女随信寄来的不是她自己的照片，而是一张她的修道院的全景快照，对为什么这样做也没作解释。我现在还想起来，调查表学生年龄这一项她也空着没填。除此之外，她的表也许可以算是这个世界上填得最有声有色的一份了。她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出生与成长，她父亲在那里当“福特汽车的检验员”她的学历是上过一年中学。她没有受过正规的绘画训练。她说她教图画的惟一原因是某某修女去世了而齐默尔曼神父(这名字特别刺我眼，因为拔掉我八颗牙齿的那个牙科医生也叫这名字)——齐默尔曼神父便选了她来顶缺。她说她的“烹饪班有三十四只猫咪（当指儿童kid，修女误写成猫咪kitts）而图画班有十八只猫咪”在“本人爱好”这一栏里，她说她的爱好是爱她的主以及主的圣言，还有就是“收集树叶不过是等它们落到地上时才收”她最喜欢的画家是道格拉斯•邦廷。(我不妨承认，这名字我多年来通过各种方法都没能查出来。)她说她的小猫们总是喜欢“画跑动的人形而这正是我做不好的一件事”她说她会非常努力学习使自己画得好一些，希望我们对她别太不耐烦。

    她信封里附上的习作一共只有六张。(她所有的作品都没有署名－这当然是件小事，但是当时却不成比例地让人有一种清新感。因为班比•克雷默和里奇菲尔德的画全都是大笔一挥签了名或是——这更加显得可笑可气了－－涂上名字缩写字母的。)在十三年之后的今天，我不仅清晰记得艾尔玛修女的全部六幅作品，而且其中的四幅我有时候认为我也未免记得过于清晰了一些，这对我自己心境的宁静没有什么好处。她最好的画是水彩，是画在褐纸上的。(褐色纸，特别是包装用的牛皮纸，用来作画最惬意不过了。许多有经验的画家在不存心作什么大画或皇皇巨品时总是用这种纸。)这幅画，尽管尺幅不大(约摸10x12英寸)，却对基督的遗体被送到在亚利马太地方的约瑟花园里的墓地的情景，刻画得细致入微。在最右方的前景处，两个看来是约瑟的仆人的男人很吃力地抬着。业利马太的约瑟紧跟在他们后面——在那样的情景下，他腰板似乎挺得太直了些。在约瑟后面，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次要地位的是走过来的加利利的妇女，她们夹杂在一群人当中，也许是破门而入的一伙人，那些哀悼的、看热闹的以及小孩子们，其中还至少有三只欢蹦乱跳的、不敬神的杂种狗。在我看来，这幅画的主要人物是在左前方、面对观画者的一个妇女。她右手高举过头，在拼命地招呼什么人——也许是她的孩子，或是她的丈夫，没准是观画者——让这人扔下手头的一切赶紧上她这儿来。人群前排的两位妇女头上还有光环。我手头没有圣经，只能大致地猜测她们的身份。但我立刻就辨认出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反正是我肯定那就是她。她位于前景正中，自己一人走着，很明显有意汉与人群隔开一段距离，她双手垂在身体两侧。她没有把她的忧伤标志在她的袖子上，这么说吧——事实上，完全没有任何外在的迹象，是以说明她与这位死者不久前很值得羡慕的关系。她的脸，像画巾所有人物的脸一样，是用一种便宜、现成的肉色颜料画的。让人很痛苦地看得明明白白，艾尔玛修女自己也觉得这种颜色不能让人满意，也曾作出无人指点的、动机纯正的努力，想尽量让这颜色不那么刺眼。这张画其他严重毛病倒也没有。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毛病除非你硬要吹毛求疵。从任何一个重要方面看，这都是一件艺术家的作品，饱含着很高很高、经过锻锤的天分，也经历了天知道多少多少个小时的艰辛劳动。

    我最初的反应之一，自然是拿着艾尔玛修女的信封冲到尤索托先生跟前去。可是，我又一次按捺住性子坐好了。我不愿冒艾尔玛修女被人夺走的险。最后，我仅仅是小心翼翼地把她的东西装回信封，放在我桌子的边上，兴奋地计划着在晚上自己的时间里好好修改它。主意打定后，我竟以连自己都没想到会有的巨大耐心，甚至还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将下午剩下的时间用来在罩着的纱纸上修改一些(没有性器官的)男女裸体画，那是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怀着好意或是不怀好意地画成的。

    将近吃晚饭时，我解开衬衫的三颗纽扣，将艾尔玛修女的信封藏进去，藏在那里不管是小偷还是，这么说是以防万一，尤索托夫妇，都不可能掏走的。

    “古典大师之友”每一顿晚餐的程序都是无须费唇舌雷打不动的。一到五点三十分尤索托夫人立即从桌边站起身，上楼去准备，而六点整，尤索托先生和我－－总是排成单行－接着上去。绝不会走开去办点什么别的事，不管那是多么的重要或是有益于健康。不过，那天晚上，胸口让艾尔玛修女的信封温暖着，我却感到空前轻松。事实上，在吃晚饭的整个过程中，我简直有点放浪形骸了。我抛出了一件我刚想出来的特别精彩的毕加索逸事，我本该保留着等哪天过得不顺时再讲的。尤索托先生几乎没有放下手里的日文报纸来听我讲，而尤索托夫人倒似乎有点反应，至少不能说是毫无反应。反正，我讲完后，她在那天早晨问我要不要鸡蛋之后头一回跟我说了话。她问我是不是真的不想在我房间里有一把椅子。我赶紧说：“non，non——mercl法语：谢谢夫人”我说地板上的坐垫靠墙放，那样正好让我有机会可以练练让背挺直。我还站起来显示给她看我的背凹到了什么程度。

    晚饭后，趁尤索托夫妇用日语在争论什么挺有火药昧的问题时，我告退要离开餐桌。尤索托先生盯看着我，仿佛他不太清楚我当初是怎么进入他的厨房似的，但还是点了点头，于是我急急地穿过走廊进人我的房间。我打开顶灯，把门关上，接着从兜里取出绘图铅笔，脱掉西服，解开纽扣，手持艾尔玛修女的信封在一只软垫e坐了下来。我前面地上摊放着我要用的～切，着手做我认为对艾尔玛修女最迫切的艺术上的所需，一直到清晨四点之后。

    我先做的一件事是作了十一二张铅笔素描。我没有下楼到教员办公室去取图画纸，而是在我自己的笔记本上画的，纸的正面反面都画。画完后，我写了一封长长的、几乎是没完没了的信。

    我这人一生中都像只神经特别不正常的喜鹊那样爱积攒东西.我至今还保留着1939年6月一个夜晚写给艾尔玛修女那封信最后一稿的底稿。我原可以一字不差地抄录如下，但是没有这个必要。信的主要内容，确实是主要内容，我用来向她指出，她那幅主要作品里何处以及为何出了一些小毛病，这些毛病以她对颜色的处理上最为突出。我列举了她不能没有的画家必备的几种用品，也附上了大致的价格。我问她道格拉斯•邦廷是何许人。我问在何处可以见到他的作品。我问她(我当时就清楚那准是白问)是否见到过任何安托耐洛•达•墨西那（意大利画家，不甚有名）的复制品或是原作。我还请她告诉我她的年纪，我用了许多笔墨向她保证，如果她透露的话，这个情况也就到我为止，绝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我说我问这件事的惟一原因，是能使我更有效地指导她。几乎紧接着，我又问她修道院允不允许她接见来客。

    我想，我应该把我那封信的最后几行(或者说那一立方英尺)抄录如下——文字、标点符号，全都一点不漏。

    顺便提一句，倘若你通晓法语，不妨明示，因本人对该种语言颇为娴熟，盖我青少年时代泰半于法国巴黎度过也。

    知道女士亟欲掌握跑动人形之画法，以便传授给修道院之学生，特附上本人所绘若干草图，仅供参考。可看出涂抹匆忙，远非完美，实无值得称道之处，然相信尚能提供某些基本要领，对此你曾表示深感兴趣。不幸的是，此间之校长大概仍未推行任何有系统之教学方法。你已具备相当水平，自然无须惧惮，惟我实在不知校长希我如何对待其余几名学生，依我之见，他们水平极低，主要还是资质愚钝不堪造就。

    不幸的是，本人为一不可知论者；然而我又于一定距离处深服阿西西之圣方济各（方济各女修会创始人）”此点亦无须掩饰。我不知你是否熟知他(指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于众人欲以通红灼热之烙铁烫瞎他一只眼球时所说的话：“火焰兄弟唷，上天赋予你以美丽、力量与用途；我祈求你能对我以礼相待。”依我之见，你都是略微带着他说话的那种风格作画的，在许多方面给人以愉悦。顺便提一下，能否请问，在前景处着蓝衣之少妇可是抹大拉的马利亚？此处所说当然是指我们适才所讨论的那幅画。如果她不是，那我就是可悲地蒙骗了自己了。不过，这一类事并不少见。

    我希望女士相信，在你受教于“古典大师之友”期间，本人当竭尽愚鲁完垒听命于你。坦诚地说，我认为女士天分极高，如果若干年后成长为一位天才人物，我丝毫不会感到意外。在这一点上.我绝不想用溢美之词使你感到飘飘然。正因如此，我才问前景处穿蓝衣者是不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因为如果是的话，那么我觉得你对自己刚刚露头的才华的发挥，已经有点压过你的宗教信仰了。不过，以我乏见，这也不是什么可怕之事。

    衷心希望女士享受着充分、完全的健康，我是非常尊敬你的，(签名)让•德•杜米埃史密斯“古典大师之友”教师

    又及：几乎忘记提醒你，学生应于每隔一周的星期一将作业寄来。可否寄些户外素描给我，算是指派你做的第一次作业？你随便画就是，不必紧张。自然，我不知道你的修道院给你多少时间让你个人作画，希望你能告知。另外，我请你一定要买我冒昧开列的那些必不可缺的用品，同时希望你能尽早使用油画颜料。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坦白说我相信你太热中于仅仅作水彩画而无限期地拖延画油画了。我这样说并不带个人色彩也不想使你感到不愉快；实际上，这是对你的一种称赞。此外，请把你手头有的所有以前画的旧作全都寄来，因为我非常想看。无须说，在你下一个邮件寄到之前，我的日子将会是很难熬的。

    如果这耳是太过分的话，我很希望你能告诉我，你觉得做一名修女是不是感到非常满意，我指的自然是精神的方面。自从我读了“哈佛经典丛书”第36、44、45卷(这些书你想必十分熟悉)之后，我便将研究各种宗教作为一种个人爱好。我特别喜欢马丁•路德，自然，他是位新教徒。你可别见怪。我从不宣传什么教义，这与我天性不合。最后还想起一件事，请别忘了告诉我你接待客人的时间，就目前情况看我周末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说不定某个星期六我会到你附近那一带去走走。另外也请别忘记告诉我你是否较好地掌握法语因为在所有的内容与领域方面我都颇难用英语表达.这是自我多变、难以理喻的童年成长过程分不开的。

    凌晨三时三十分左右，我出门上街，把我的信和画寄给了艾尔玛修女。然后，我在完全真实的高度欣喜中，用累得发木的手指脱掉衣服，躺倒在床上。

    还没等我睡着，那呻吟声又透过墙从尤索托夫妇房间里传了出来。我想像天亮时尤索托夫妇会一起上我这儿来，请我和求我倾听他们的秘密问题，他们会把最隐秘、最可怕的细节全都告诉我。我真切地看到了那幅景象。我将在厨房桌子前坐在他们两人之间，听完这个又听那个。我听啊，听啊，听啊，双手抱头－－直到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便将手直直插进尤索托夫人的咽喉，把她的心捏在手里，焐热它，就像我焐热一只小鸟似的。然后，当一切都弄妥摆平后，我就把艾尔玛修女的作业拿给尤索托夫妇看，而他们将分享我的快乐。

    事情往往都是过后很久才能看清，不过，幸福与快乐之间惟一的不同就在于幸福是实在的固体而快乐则是一种流体。第二天早上，当尤索托先生把两个新学生的邮件放在我桌上时，我的快乐已开始从它的容器里往外渗漏。当时我正在修改班比•克雷默的画，倒是很心平气和，因为知道我寄给艾尔玛修女的信已经安全上路。但面对世界上居然还有比班比或是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更缺少绘画才能的人这样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时，我仍然毫无思想准备。觉得真的快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便点燃了一根烟，这还是我参加教师班子以来第一次在办公室里点烟。果然还挺管用，于是我便重新修改起班比的画来。可是还没等我吸上三四口，我虽然没有抬头往后看，却真的感觉到尤索托先生是在看我。接着我又听到他椅子往后推动的卢音，这就证明确实是没错。我像往常一样站起身来迎候他。他向我解释道，用的是一种让人一听就心烦的狗屁耳语，他本人倒并不反对抽烟，不过遗憾的是，学校规定教师办公室里是禁止吸烟的。我连声一再说真不好意思，他却宽容大度地挥了挥手，打断了我的话，接着便走回到房间他和尤索托夫人的那头去了。我真不知在艾尔玛修女下一个邮件应该来到前的这十三天里，自己怎能神志清醒地度过，想到这里，我竟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

    上面所讲的是星期二上午的事。在那天余下的上班时间以及接下来两天全部的工作时间里，我让自己忙得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事实上，我把班比•克雷默和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的那些画全都拆开，然后重新组合，并且还加上新的部分。我给他们每人指派了十来张(真的是十来张)绘画作业，是带点侮辱性、低于正常水平，不过倒是挺有建设性的作业。我给他们写了两封长信。我几乎是在央求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暂时丢开他的讽刺风格。我也以最最委婉的口气请班比暂时忍一忍，别再在画稿底下加上“原谅他们的非法侵人吧”这类的标题。接着，在星期四下午后半晌，感觉到自己心情不错，有点儿兴奋，我就开始看一两个新学生的材料，有一个美国学生从缅因州班戈市寄画件来，他在他的调查表里用啰里啰嗦，是个“诚实的约翰”的坦诚态度说，他最喜爱的画家就是他自己。他还称自己是什么现实主义－抽象丰义者。至十我下课后的时间，星期一夜晚我搭乘公共汽车进到蒙特利尔市中心，在一家=一等电影院里，把一场卡通节星期的影片从头看到底——基本上就是强迫我见证一群老鼠如何用香槟酒瓶塞子朝一只又一只的猫狂轰滥炸。星期三晚上.我把房间里的坐垫集拢来，让三只叠在一起，试着凭记忆把艾尔玛修女那幅基督殡葬图重新画出来。

    我不禁要说，星期四夜晚非常特别，或者不如说是令人毛骨障然，不过事实是，我已经找不到符合要求的形容词来描写星期四的夜晚了。我晚饭后离开“古典大师之友”然后便不知去了哪儿－－也许去看了场电影，也许仅仅是作了次长时间的散步；我记不起来了，而且我1939年的日记也让我沮丧了一回，因为我要查找的那天的日记正好是全然空白。

    不过我倒知道为什么那是一页空白。我从度过黄昏的不知什么地方回来——我只记得那时天已经黑了——这时，我站住在学校外面的人行道上，朝那家矫形器械商店的灯光明亮的橱窗看去。这时，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发生了。我怎么也摆脱不掉这个念头：不管有一天我能学会如何冷静、理智或是很有风度地过我的口子，我水远至多不过是充当这个摆满搪瓷尿壶、便盆的花园的一名参观者，旁边还站着个戴着削价疝气带的没画眼睛的木头模特偶像。自然，这个念头不可能持续多久。我记得我飞奔上楼进入我的房间，脱掉衣服钻上了床，连日记本都没有打开，自然不会去记下些什么了。

    一连好几个钟头我就这么躺着，睡不着，浑身颤抖。我听着隔壁房间的呻吟声，只好强迫自己想我那位得意门生。我试图看到我上她修道院去探望她那一天的情景。我看见她走出来迎接我

    在一道高高的铁丝网的附近一一位羞怯、美丽的十八岁女孩.她还没有作最后决定性的誓约因此还可以白由和她选中的彼德•阿伯拉尔（正统教会的异端）型的男子走出修道院进入凡俗世界。我看见我们缓慢、默默无言地朝修道院内一处偏僻、青翠的地方走去，在那里突然，我非常纯洁地把手围在她的腰上。这一幻景欣喜得让人难以自持，最后，我发泄了一通，这以后也就睡着了。

    星期五整个上午以及下午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埋头苦干，通过那层罩在上面的薄纱纸，把缅因州班戈市那个男人所画的象征性器官的森林改成一棵棵可以辨认的树，那些森林是他有意识画在昂贵的亚麻画布上的。将近下午四点半时，我不管在意识上、心灵上还是在身体上，都很麻木了，因此当尤索托先生走到我桌前停立一小会儿时，我仅仅是稍稍欠起身子。他递给我一样东西——他态度很冷淡就跟一个普通的饭店侍者分发菜单时一样。那是发自艾尔玛修女所在那个修道院的首席嬷嬷的一封信，通知尤索托先生，齐默尔曼神父由于他所无法控制的原因，不得不改变允许艾尔玛修女在“古典大师之友”进修的决定。嬷嬷在信中写道，她对于这一变更可能会对学校造成的不便与混乱深感遗憾。她还殷切希望首批支付的十四元学费能够退还给教区。

    我多年来一直深信，当那只老鼠从着了火的旋转轮盘上掉下，一瘸一拐地往家走时，它必定又有了杀死猫的无懈可击的新招。在我读了并重读了首席嬷嬷的来信并对着它发了好长时间的愣之后.我突然摆脱开它，给余下那四位学生写起信来，我劝他们别指望当什么艺术家了。我告诉他们，在信中一个一个地对他们说，他们绝对不具备值得发展的才能，他们纯粹是在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也是在浪费校长的时间。四封信我都是用法语写的。写完后我立即上街把它们发了。所带来的满是感是短暂的，但是没有消失时却让人感到非常非常地受用。

    到了又该列队上厨房去吃晚饭时，我说我不想吃了。我说我身体不太好。(1939年那会儿，我撒谎时态度比说真话时还要真诚－因此我敢肯定，我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时尤索托先生准是用怀疑的眼光在看着我。)接着我上楼回我的房间，在一只垫子上坐下。我在那里坐了准有一个钟头，对着百叶窗上一个天光漏进来的洞傻傻地瞪着，没有抽烟，没有脱掉外衣或是解松领带。接着，很突然，我站起身，取来一大叠我自己的活页纸，就拿地板当桌子，给艾尔玛修女写了第二封信。

    这封信我根本没有寄出去。下面是全部根据底稿抄录的。

    蒙特利尔，加拿大

    6月28日，1939年亲爱的艾尔玛修女，

    是不是我在上封信中无意中说了什么招你讨厌或是傲慢无礼的话，以致引起了齐默尔曼神父的注意并在某种程度上使你处境尴尬？如果真是这样，我请求你至少给我一个合适的机会，使我能收回我出于仰慕而说出的有欠考虑的话，使我能成为你的朋友同时又是学生与老师。这个请求不算过分吧？依我看似乎并不过分。

    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倘若你不再多学一点这门艺术的基本功的话，你这一生只会成为一名非常非常有趣的画家却水远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在我看来这太可怕了。你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吗？

    会不会齐默尔曼神父让你从学校辞职，因为他认为这件事会影响你成为一个称职的修女。如果事情确实如此，我不免要说，我认为从各方面讲，他行事过于急躁草率。学画是绝对不会对你做修女有任何影响的。我自己就活得像一个脾气乖戾的出家人。当艺术家最不好的一点无非是使你经常感到有些淡淡的哀愁。不过，在我看来，这也不能算是境遇悲惨。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是在多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我走在路上，去吃午餐，母亲在那个地方等我，她是久病后第一次出门，我正兴高采烈，可是，我正走在维克多•雨果大街上，那是巴黎的一条街，此时，我突然撞在一个家伙的身上，那人竟是没有鼻子的。我请你好好琢磨琢磨这件事，事实上我是在恳求你。需知它是饱含深意的。

    也很可能，齐默尔曼神父让你休学，是因为你那家修道院缺乏经费无法为你支付学费。我坦诚希望情况确是如此，这不仅会使我心安理得，而且还是出于一个实际的考虑。如果情况果真就是这样，你只需说一声，我是愿意无限期地提供免费服务的。我们可不可以更深入地谈谈这件事呢？我可否再次问问，你们修道院的会客日子是在哪一天？我能不能先自作主张，定在7月6日下个星期六去修道院探望你？总是在三到五点之间吧，具体时间还得看蒙特利尔到多伦多的火车班次而定。我迫切地等待着你的答复。

    怀着敬意与仰慕之情，

    你忠实的

    (签名)让•德•杜米埃一史密斯

    “古典大师之友”教师

    又及：在上一封信里，我随便问起你那幅宗教画前景处那位穿蓝表的少妇是不是罪人抹大拉的马利亚。如果你仍然未复信，那就请继续保持沉默好了。很可能是我弄错了，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上.我也不特别希望被弄得幻想破灭。我很愿意继续沉沦在无知的阴影之中。

    即便是今天，甚至是眼下这个时刻，每当回想起自己曾带了一套晚礼服去“古典大师之友”赴任，我都免不了要打个冷颤。可是我当时确实是带了，而且在我给艾尔玛修女写完信后，我还换上了这套晚札服。这整个事情仿佛就是为了诱使我去喝醉似的，正因为我生平直到此时为止还未喝醉过(我怕喝多了会使我那只画出过三次一等奖以及别的作品的手颤抖)，我才觉得为这悲惨的时刻我必须穿得正规一些。

    尤索托夫妇还在厨房时，我悄悄溜下楼打了个电话给温莎大饭店——那是我离开纽约前博比的朋友x太太向我推荐的。我向饭店订了一个单人席位，时间定在八点钟。

    七点三十分左右，我穿戴整齐，收拾得漂漂亮亮，把头从门边伸出去，看看尤索托夫妇是不是有哪一个在蹑手蹑脚地走动。我反正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穿晚礼服。见他们都不在，我赶紧下楼并开始找出租车。那封写给艾尔玛修女的信就揣在我衣服的内兜里。我打算在吃晚餐时再从头读一遍，最好是在烛光下读。

    我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口，却连一辆出租车的影子都没见到，更不用说是空车了，这么止着真不是滋味。蒙特利尔的儿尔登区并不是讲究衣着的地段，我敢肯定每个过路行人看到我都会冉看我一眼，那眼光基本上都是不以为然的。最后.在来到星期一我狼吞虎咽过“康尼岛红肠热狗”的便餐酒吧门前时，我决定把在温莎大饭店订餐桌的事扔到一边。我走进便餐酒吧，在尽里面的一个火车座坐下.要了汤、小面包和黑咖啡，订菜时用左手挡住我的黑领结。我希望别的客人会以为我是个止准备上班的侍者。

    喝到第二杯咖啡时，我取出那封还未寄出的写给艾尔玛修女的信重新读。我觉得信的内容似乎单薄了一些，便决定赶回“大师之友”再加加工。我还考虑了去探望艾尔玛修女的计划，我想当晚再迟些时候就去预订火车票是不是一个好主意。脑子里盘算着这两件事-它们哪一件都没能使自己像我希望的那样，心情变得轻松一些——我离开便餐酒吧，快步走回学校。

    大约十五分钟之后，我遇到了一件完全是横端里插进来的事情。我知道，这么说，很有些炒作新闻之嫌与恶劣标记，不过事实上倒恰恰就是这样的。我马上要谈到的是一次独特的经历，它至今还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我只要可能，总不愿把它划归为一件真正神秘主义或者甚至与神秘主义沾边的个案。(倘若不这样做，我觉得，那就等子在暗示或明说：圣方济各与一般神经兮兮的礼拜日去亲吻麻风病患者的人之间的精神上的sornes（法语：出路、去向），仅仅是纵向层次上有所不同而已。)

    在晚上九点钟的朦胧天光中，我穿过马路走近学校，那家矫形器械商店里有盏灯亮着。我吃惊地发现，橱窗里有个大活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高大壮实的女子，穿一身绿、黄、紫堇色的雪纺绸衣服。她正在给木头模特换疝气带。我走到橱窗跟前时她显然刚把旧的疝气带摘下；她把它夹在左胳肢窝里(她的右“侧影”正好对着我)，此时正把新的疝气带往模特身上戴。我站住了看她，看得入迷，一直到她突然之间有所感觉，然后又看到她正在被人盯看。我赶紧微笑——向她显示我不过是个玻璃外而微光中并无敌意的穿晚礼服的人——但是没有用。那女子慌乱得完全超出了正常状态。她满面通红，脱下的疝气带掉到了地上，她倒退回去，踩在一大摞冲洗用的盆盆罐罐上――她的两脚站不稳了。我立刻伸出手去，手指尖撞到了玻璃。她像个溜冰者似的重重地摔了个屁蹲。她马上又重新站起来，不看我。她的脸仍然是红红的，她用一只手把头发朝后推了推，继续给模特系疝气带。也就正在此时，我有了那种体验。突然(我说这一点，我相信，是完全具备应有的自我意识的)，太阳升起，以每秒九千三百万英里的速度朝我的鼻梁飞来。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惊慌失措——我只得将手按在玻璃上以保持身体平衡。这样的情况只持续了几秒钟。等我视觉恢复，那女子已离开橱窗，只留下一地闪闪发光的精致、显得格外圣洁的瓷漆假花。

    我倒退着离开了橱窗，绕着这个街区走了两圈，直到我双膝不再发软。然后，不敢再冒险往商店橱窗看上一眼了，我上楼进人自己的房间，躺倒在床上。几分钟，也许是几小时之后，我用法语，在我的日记里记下了下面这短短的几行字：“我要给艾尔玛修女顺自己命运的轨迹而行的自由。全世界的人都是一个修女。”(toatle摸ndeeslunen。nne（法语：意同前句）)

    在晚上睡觉前，我写信给我不久前刚刚开除的四名学生，恢复了他们的学籍。我说学校的管理部门出了差错。事实上，这些信似乎是自己流泻而出的。这也许与这件事情有点关系在我坐下来写信之前，我已从楼下搬了把椅子上来。

    提下面这件事似乎完全是“抖”出了一个“反高潮”不过事实是“古典大师之友”还没过一星期就关门了，原因是没有经过正式的注册手续(事实上，是根本没有去注册过)。我摒挡行装又回到罗德岛我继父博比的身边，在那里我住了六或八个星期，用来考察所有夏季活动的动物中最最有趣的一种——穿短裤的美国少女，直到美术学校重新开学。

    做得对也好不对也好，反正我再没有与艾尔玛修女联系过。

    不过，偶尔，我仍然听到班比•克雷默的消息。我最后听到的一则是，她已经把业务扩充到为自己设计圣诞卡上去了。如果她没有失去自己的独特风格的话，它们会是很值得一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