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很困难的状态,把绝望的青年置于那孩子的身边,就这样结束小说的话,那么,现在当我重新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一定会强烈感到自己是背叛了那个希望的作家,背叛了内心里想要与孩子走向真实的共同生活的希望——设法与孩子和妻子一同活下去的那个可怜希求。对于生活于现实之中的孩子,现在我也许会发现自己是一个无法正视孩子的人。批评家龟井胜一郎2在战争时期是国家主义者,战后则对佛教有很深的研究,他也指责说“这位作家的伦理性存在不彻底之处”可我认为,咱的伦理就是与这个孩子一同活下去!
在这种时候,就像萨义德说过的那样“由于这是人的问题,因此我相信,如果放上一段时间,就会在明亮的方向上看到解决的征兆”这实在是处于最为痛苦境地的人对事物的思考方式和感受方式。正是因为这种方式的存在,人类才得以延续至今的吧。长期以来,我一直坚信着这个观念。
首先,存在着与智障孩子一同生活这个现实,然后,自己决定将其引入文学,写成小说作品。于是那部小说本身便给了我一个回报——支撑着我本人在其后的生活方式。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光现在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认为,这就是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因此,也可以这么说:虽然我仍然不相信这种和谐是根据神的意志事先安排的1,但我毫不怀疑地认为,明亮的光线终将照射过来,我就怀着这样的信念在写小说,直至今天。而且,作为自己的文学观而言,这样认为也未尝不可,可我本人的死亡这个决定性的东西却在不断挨近。我已经七十一岁了,能够继续工作的时间正在受到限制。如此一来,与以往那种不可思议的乐观主义不同,我觉察到这一次将站立在具有决定性的困难面前。而且,对于那个困难,我还是要借助自己的文学与其进行对抗。我这个作家尽管已入老境,却不认为已与读者达成了广泛而持久的联系。毋宁说,我甚至感到自己正陪伴着彻底的孤独感走向死亡。于是,一如萨义德在晚期风格中所论述的那样,或者如同在我的致令人怀念的年岁的信里的义兄业已说过的那样,最为粗野的悲痛和痛苦,也许将会显现出来。不,而是将会清晰地显现出来吧。
如何才能从事在理念和感情上从正面把握那个状况的工作呢?当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最终环视自己的人生了——二十二岁时似乎出于偶然而开始写作小说,自己的人生也因此而被决定下来。可这一切究竟是好事呢?还是正好相反(笑)?对此,我自己能够进行判断。我希望在今后两年内完成这样一部作品。或许正是这个意志的力量,正在支撑着现在的我。
——大江先生到底是拥有特殊意志的人呀,而赋予这个特别意志之力量的人,则是光。您的小说真是不可思议,您的实际人生同样不可思议。
是啊,唯有实际生活才真的是不可思议。即便现在呀,光每天夜晚睡了一觉后要在十二点过一些起床上厕所。夏天倒是没什么问题,可一到冬天呀,由于他不能用毛毯把自己包裹得很好,就会经常引发感冒。他的支气管也不太好,这就比较危险了。因此,除了去国外旅行那段时间外,我会在距离一楼光的房间很近的餐厅,一直工作到深夜的那个时间段。每当他起床去厕所,我就前去床边照看,用毛毯将其包裹起来。四十多年来,每天夜晚每天夜晚,我把用毛毯包裹儿子作为一天里最后的工作。那种时刻,我往往会闪过一个念头——这就是我的“永远”吗(笑)?二十来岁那会儿,这是无法想象的人生,我竟会成为四十余年来每天如此的人。然而,经过四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个问题,我便觉察到,每天夜晚,在那个短暂的两分钟或三分种里,在深夜中,与光稍微说上几句话,会给我增添怎样的精力呀!把光的事情写在小说里,总能够使我面对崭新的工作,即便在每天的生活中,他也是以这种方式显现出积极因素的存在。就这一点而言,在他出生之际,家母曾叱责道:“光这个名字呀,还是要比乌鸦那种名字要好(笑)!”当时,我接受了母亲的批评,现在看来,情况确实如她所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