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篇

    常识写了有两年了，这是最后一篇。“最后”常常是个概念，概念有时会压迫人，例如，例如“世纪末”好了。度和量是人为规定的，时间可度量，所以世纪末是一种人为的规定，这个规定搞得不少人惶惶不可终日。

    按说人们应该已经习惯年终与年初相接的那一刹那，但为什么还会对第一百个或第一千个同样的一刹那忧喜叠加？愈是临近人为的这一刻，愈是荒诞百出？相信未来的一年，会愈演愈烈。

    这是人类在一种自己制造的度量面前，因为催眠与自我催眠而呈现的焦虑。没有办法，我们人类的脑有这样的功能，现在是这种功能的集体发作，但愿这种焦虑引起的不是集体的攻击，世纪之钟敲响之后，但愿焦虑缓解。两千多年前那个担忧天会塌下来的杞国人，显然有受迫害狂的倾向，当时的人做寓言来嘲笑，自有彼时“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强悍之气。可是本世纪，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人类某些价值观的怀疑，逐渐解构我们的一些盲目，也逐渐酿成我们的许多焦虑，而且，愈临近世纪末，由科学数据支持的焦虑愈强烈，例如，例如“环境保护”渐获共识。

    刚过去不久的洪患，终于迫使中国朝良性焦虑迈进一步。水土保持，按理说是个常识，何需由上百亿的损失换得？交常识的学费何需要交到肉痛？荷兰近年决定退地还海，以荷兰这样一个与海争地的国家来说，向海退地有一点“卖国”的意思，但为了“买”生态环境，这个“国”是要卖的。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附近的胡佛水库也要拆坝了，以当地的沙漠环境来说，积蓄水再合理没有了，但为了生态环境，拆。美国是很早就明白水库对生态环境的改变效果，而且很早就不再兴建水库了。虽然可以提出一千条水库的正面证据。但是严密监测的结果是，小不忍则乱大谋，谋什么？谋更大更长远的生态环境，忍则是不再建和拆。

    前不久我忽然被邀请讲一下我的小说树王，理由是其中涉及到砍伐森林导致生态失衡。于是找来十多年前发表的这篇东西，翻看之下，深为自己当年的焦虑吓了一跳，同时也为自己当年的粗陋脸红不已。九二年还是九三年的时候，意大利有制片人执意要将树王拍成电影，此事我在威尼斯日记记录过，结果是亚洲的朋友们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的阴谋，他们通过糟蹋生态发达了，现在为了他们的利益，让不发达国家保持生态环境“你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是他们用一个不发达国家的作品来说‘看，你们自己的人也说了嘛’。”我一向对这种政治交集表现得智力不够，于是婉言谢绝了制片人。现在看来，是坚持常识的能力不够。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看来看去，主题是放在人生得失上。但就我个人的经历，起码东北、内蒙古和云南，知青参与了破坏生态。当然，当年的知青的知识里，没有生态这一项，只有战天斗地，而且表现得近乎疯狂。只是由于这种疯狂，让我起了一些焦虑，觉得事情哪里有些不对头。我不讳言我是参与破坏者，也因此我倒有了说出我的焦虑的资格。三十年了，知青不年轻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承认自己是破坏者的知音。近年回去插队地点看看的知青们，意识到破坏的后果了吗？黑土地，北大荒，处女地，意思应该是原始生态，破坏它为什么成了“人生得到锻炼”这种只对一代人生效的欣慰呢？蒙古草原是世界上剩下的惟一一块原始草原，我们从世纪初一直挖到世纪末。红土地的亚热带原始森林，不是一刀一刀被我们砍掉，放把火烧得昏天黑地吗？黄土地，曾经是汉武帝与匈奴强力争夺的牧草场，谁占有它，等于现代的坦克有了汽油。卫青与霍去病，替汉王朝夺到了这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战略资源，可是两位将军，料得到今天的这般景象吗？

    绝非大哉问，只是常识之问。

    当然可以反诘我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百姓要吃饭，社会要发展，这是发展的必然之径。但是“竭泽而渔”的道理不难明白吧？我诘问当年的知青，也是不公平。还记得当年陈永贵视察云南，质问为何不大开梯田？还记得当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策划的“围湖造田”滇池面积缩小，春城的气候明显改变了？没有常识的操纵权力，革命可以是愚昧，树王表达的不是生态意识的自觉，只是一种蒙昧，蒙昧抗拒不了愚昧的权力，失败了，于是有性格悲剧的意味，如此而已。

    不过写到这里，我发现我本来不是要聊生态环境的，只是因为触到“世纪末”触到由此而来的焦虑，才一路岔开。写作常常是这样，你会被某个字眼不小心撞歪。日常中我也常常误入一条路，不过我常常索性就走一走看。

    我本来是想，在最后的这一篇里聊聊基因。

    我对基因有兴趣，大概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我记得那时的一个暑假，去北京林学院我舅舅那里去玩儿。我舅舅高中毕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成绩一直很好而获得保送资格，他桃了林学院。我倒也不觉得不挑北大清华有什么不对，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什么势利眼，我只是觉得林学院很好，那里离圆明园很近，大学的馒头好吃，好像有一次还为暑期不回家的学生供应了一回饺子。

    舅舅的床上有一本书，书名忘了，只记得作者叫布尔班克，美国人，农场主，运用基因原理生产订货。有一次订货是豌豆，因为将来是要装罐头，所以要求豌豆必须是同样大小的，要命的是交货期限非常短，短到按豌豆生长期来说，不可能交出那么多豌豆。布尔班克详细讲到他怎么利用显性基因原理筛选出豌豆，同时造了暖棚，架了灯具，终于如期交货。

    这本书让我看得入迷，我至今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入迷，而且看完了发现还有下册，但是下册没有了。我记住了布尔班克这个名字，以致二十多年后我到美国洛杉矶，发现其中有一个市叫布尔班克，我觉得就是以那个种豌豆的布尔班克命名的。

    不过基因这回子事，我也记住了。我因此在升入中学后非常喜欢生物课，生物课不是主课，按理说犯不上那么卖力，但“喜欢”常常是不按理的。当时教生物课的先生，文革前北京中学老师称先生，无论男女，教生物的先生很年轻，我想是刚大学毕业，二十多岁吧，我有一次下课后问他如果想多知道一些生物的知识要怎么办，他看了看我，他大概没有想到有学生对副科感兴趣。不过他又忽然非常高兴，说，你要是对生物有兴趣，将来考武汉大学生物系好了。

    我想我们之间有点误会。如果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应该知道以我的家庭出身我是上不了大学的，我问他的问题，只是出于我的强烈兴趣。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被兴趣牵着跑的人，听听，看看，读读，聊聊，还有写写。可能到死的时候，兴趣是我是怎样一步一步失去知觉和思维的。兴趣促使我从书店架子上抽下很多我认为与生物有关的书，读来半懂半不懂。我当然读了不少苏联的李森科的遗传理论，但是我逐渐打听出为什么几乎找不到奥地利的神父孟德尔(gregormendel)的遗传理论的书，只因为政治的原因。我当时以为只要不去理政治就可以了，不料政治可以很方便地阻挡常识。前面说过的布尔班克，是依循孟德尔理论的，所以他的书出了上册之后，风向转了，下册遂不能出，持孟德尔理论的教授不能再到课堂上教我舅舅那一辈的学生了。

    一九oo年，真正的本世纪初，荷兰的德弗利斯(hugodevries)、奥地利的凡谢马克(erichvontschermak)以及德国的柯伦斯(karlcorrens)各自研究，却不约而同发现相同的遗传现象，即，所有子代的遗传特性都来自两个遗传单位，而这两个遗传单位分别来自双亲。三个规矩人各自到图书馆去查查看他们的发现是否是新发现，结果都找到孟德尔早在三十五年前，也就是一八六五年就发表的豌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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