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香港的求学岁月

    2005年年末，我去香港，第一站便是浅水湾。水静风轻，阳光猛烈得叫人不敢抬头，游人排成长龙在做摸财神的游戏——说游戏也许不恭，因为他们的神情是如此虔敬，分明坚信或是情愿相信摸一摸财神的头或手就可以财运亨通，摸一摸财神身边的金元宝再把手握拳揣进口袋就可以代代平安。据说这是香港的风水宝地，有钱人最喜欢在半山盖房子，背后有靠山，眼前有浅水湾，水是财，招财进宝就指望它了。

    我没有那个耐心去排队，只是一个人在沙滩边的甬路散步，有风吹过，树上的紫荆花飘舞飞落，我捡起一朵执在手里，慢慢地走，慢慢地走，想着这是半个多世纪前张爱玲走过的地方，也就是白流苏和范柳原走过的地方，远处楼群幢幢，范柳原在电话里猜想白流苏窗口的月亮比他自己窗前的白而皎洁，那些调情的话语都散在风里了吧，于水波荡漾间呢喃絮语。

    对香港的初印象，是乱世中的倾城之恋，浅水湾的炮火应已止息了许多年，那堵天荒地老的断壁不知还在不在？

    张爱玲曾在小说里提到一种“影树”一种花开似火的盛景。然而我向路人打听什么是影树，其人瞠目以对，说是在香港生活三十几年也没听说过何谓影树，反而当我是杜撰。我便也开始怀疑，也许这会从此成为沉淀在我心底里的一个谜，但是也并不介意能否解开，就像是我眼前的浅水湾其实远不如记忆里的美丽。

    然而写这部书的时候，我的灵魂离开躯体，再一次来到香港，来到1939年的浅水湾，我终于看见了传说里的流苏与柳原。他们手牵着手走在老墙下，盟誓说：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不禁泪流满面。

    我又逆着时间的风向前飞，看到白流苏退回到船上去，而范柳原在岸上等她；我也看到了李开第在码头等张爱玲——这是位38岁的工程师，曾经留学曼彻斯特大学，在英国时就与黄逸梵和张茂渊熟识，交情一直很好，所以她们托了他做ài玲的监护人。后来他成了张爱玲的姑父，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他们见面的时候，可是一点端倪也没有的。他们生疏而客气地打着招呼，完全不知道彼此40年后会成为亲戚——然而我是知道的，于是我会心地笑。

    好吧，让我把这一段在香港追逐张爱玲的故事轻轻地说给你听，请你在美女耸肩瓶里插上一枝新采的梅花，或是玫瑰，或是紫罗兰，或是随便什么应季的鲜花，然后选一只白地兰花的小小香薰灯，撮上少少一点沉香屑，少少一点就可以，因为她在香港的时间并不长——那年夏天，张爱玲只身远渡，成为香港大学的一年级新生。这不是她第一次坐船，却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远行，无论是父亲的家，还是母亲的家，这时候再想起来，又都是甜蜜而温暖的了。

    那种感觉很新鲜，仿佛刚刚出生，或者是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是在原来的视野之外，又张开一双新的眼睛，看到不同的世界；又长出一双新的腿，迈出不同的步子——简直连直立行走都要从头学起似的。

    太阳明晃晃照在头上，也照在水里，水里的光又映进眼睛里，于是眼睛便要盲了，只看见码头上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巨型广告牌围列着，还有绿油油浓而呆的海水，一条条一抹抹犯冲的颜色蹿上跳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这样刺激、夸张的城里，便是栽个跟头，也比别处痛些吧？

    她好不容易在那些冲撞的色彩里找到灰沉沉的李开第先生，看到他举着的牌子，牌子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她带着一种全新的心态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迎着李开第走过来。新奇大于恐惧，仍然尴尬，但尴尬是她与生俱来的；也仍然沉静，可是那沉静的水面下有暗流涌动。20世纪30年代的香港

    李开第此前同黄逸梵通过话，她已经存了一笔钱在他这里，并且对他描述过女儿是怎样的一个人，忧心忡忡地说明她的“弱智”与讷于世故。而他看到的张爱玲也的确就是一个青涩的少女——瘦，高，戴着玳瑁眼镜，神情严肃，沉默寡言。

    他于是也并不多话，只伸手接过她的行李，顾自在前头引路，叫了车，直接送她到香港大学。

    大学位于半山腰的一座法国修道院内——后来半山就成了张爱玲小说里的重要背景，葛薇龙的姑姑便住在半山别墅，乔琪的车从山下一路开上来，薇龙等在路边，等着他回头；愫细同罗杰闹翻了，从半山一路地跑下来；言子夜教授的住宅，是在半山；范柳原为白流苏租的房子，也在半山。

    山路两旁盛开着如火如荼的野花，那便是我遍寻不见的“影树”据说有着燃烧一般的颜色。满山植着矮矮的松杉，风送来海的微腥。有一次爱玲抱着一摞书从山上下来，突然看到一条蛇钻出山洞来半直立着，两尺来长，眼圆舌细，丝丝地瞪着她；她也回瞪着它，瞪了有一个世纪那么久，然后才突然“哇呀”一声大叫着跑掉了——估计那条蛇也被吓了一跳。

    在学校里，她最喜欢的去处是图书馆，那里是感情的冷藏室，文化的修罗场，那一排排的乌木长台和影沉沉的书架子，略带一点冷香的书卷气——是悠长的岁月，给它们薰上了书卷的寒香；那些大臣的奏章、象牙签、锦套子里装着的清代礼服的五色图版；那阴森幽寂的空气，都是她熟稔而喜爱的，坐在图书馆里，就仿佛坐在历史的殿堂中，有种君临天下的安泰与笃定。

    偶尔从书卷中抬起头来，看着饭堂外面坡斜的花园，园里灼灼的杜鹃花，水门汀道围着铁栏杆，铁栏杆外的雾或是雾一样的雨，再远处，是海那边的一抹青山。那时候，心是静的，属于天地与自然。

    本地的女孩都是圣斯提反书院毕业的，与马来西亚侨生都是只读英文，中文不过识字；又多是阔小姐，最是挥金如土，眼高于顶的，社交活动多得如午夜繁星，又讲究吃又讲究穿。然而爱玲为了节约开支，不敢参加任何活动，免得在学费膳宿与买书费外再有额外开销。在香港求学三年，也没学会跳舞，因为怕要置办跳舞裙子。

    宿舍里有个叫周妙儿的女孩子，父亲是巨富，买下整座离岛盖了别墅。她请全宿舍的同学去玩一天，要自租小轮船，来回每人摊派十几块船钱。张爱玲为了省这十几块钱，便向修女请求不去，然而修女追根问底要知道原因，她于是不得不解释，从父母离异、被迫出走说起，一直说到母亲送她进大学的苦楚，说得眼圈渐渐红起来，自觉十分羞窘。偏那修女也不能做主，又回去请示修道院长，最后闹得所有人都知道了。张爱玲大丢面子，无可争强，只有以加倍地发奋苦读来雪耻。

    为了加强英语练习，她从入学第一天起便给自己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再用中文写字，连家信也是用英语书写，反正妈妈和姑姑的英语都是很好的，还可以顺便纠正她的语法错误。

    求学三年里，只有过一次例外——就是为了参加西风征文比赛，写过一篇我的天才梦。

    当时女生宿舍的规矩是每天在餐桌上分发邮件。张爱玲最喜欢收到姑姑的信，淑女化的蓝色字迹写在粉红色的拷贝纸边上，像一幅精致的印象派裱画。每每见了，真有种“见字如晤”的亲切。

    这天同学蔡师昭一边分信一边念名字，念到张爱玲，她以为又是姑姑来信了，兴高采烈地拆开，却是西风的获奖通知，不由又惊又喜地“呀”了一声。蔡师昭看到她的样子，笑着问：“什么事这么开心？”

    “你看。”她递过信去，巴不得有人同她分享快乐与荣誉。如果可能的话，她愿意与所有的人分享，可惜同学们都是华侨，多半不懂中文，就只有蔡师昭熟悉中文报刊。

    蔡师昭是天津来的，20出头，在同学中算是年龄大的，为人又稳重，家教很严——替她取名师昭，要她效法女训的班昭，显然守旧。因为比同学们年长几岁，比较善解人意，对张爱玲的处境很了解，深知得奖的意义对她有多么重大——还不止只是奖金的缘故。她替爱玲庆幸，也要替她在身边的阔小姐中撑面子，便把信传给别的女生看，一边解释西风是怎么样了不起的一本杂志，得这个奖有多么不容易。

    爱玲十分感激，面子上做得淡然，心里却乐得飞飞的，巴不得刊了自己文章的杂志赶紧自己长翅膀飞过来。

    然而等了许多日子，正式的通知单终于来了，却写着第十三名——非但不是头奖，二奖三奖也不是，仅仅是荣誉奖第三名。

    蔡师照还在等着进一步分享她的快乐，看到印有西风杂志社字样的信封，立即问：“奖金到了么？”

    “不是头奖。”爱玲讪讪地笑着，把通知单给蔡师昭，声音低低的，头也低低的。

    蔡师昭看了，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句：“怎么回事？”便不再说什么，也不便说什么；脸上没什么表情，是不知道该做何表情；她替张爱玲觉得难堪，于是张爱玲也就益发难堪了。

    这件事，从此成了张爱玲心上的一块石头，压了大半辈子之久。

    ——也是因了这个缘故，她后来才会大声喊出“出名要趁早”那句话，因为成名太晚，快乐也来得不那么痛快。

    她是深深地被西风获奖的这件事给伤着了。“穷”已经像个红字般烙在额角，让她羞窘；这次征文获奖，原以为可以给自己挣点面子的，不想闹了个乌龙，更加郁闷。

    幸好她不愧是写小说的天才，最擅揣摩别人心思，把这项本领用在猜考题上，无往不利。年底成绩放榜，她居然门门功课考第一。港大文科二年级的两个奖学金，也被她一人独得，不但学费膳宿费全免，还有希望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总算扬眉吐气。

    一个素以评分严厉出名的英国教授半是服气半是负气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了，还从来没有给过这么高的分数呢。”2

    在香港的张爱玲依然是特立独行的，但是终于也交到了一个好朋友，交往了许多年。那就是炎樱，在张爱玲一生遇到的女性中，炎樱的重要性仅次于她的妈妈和姑姑，还在苏青之前。

    清高自诩的张爱玲会那样真诚而迅速地喜欢上炎樱，是出于欣赏——炎樱是她之外另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且是另一种方式的特立独行。两个人能够成为朋友，要么性情相投，惺惺相惜，要么性情各异，相辅相成——而这两种情况，竟同时发生在她们两人身上。

    炎樱是美的，一个混血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女孩，瓜子脸，丹凤眼，黑眼珠，黑头发，但皮肤是褐黑，黑里透红，轮廓鲜明，身材娇小而丰满，营养过盛一般，精力也过盛，有着初生婴儿般的坦荡与快活。笑容灿烂，笑声响亮，说话又快又不讲理——不讲理法。她原名fatimamohideen，炎樱是张爱玲给取的名字——炎炎夏日里的一颗红樱桃。很恰当的名字。然而炎樱未必喜欢，她后来要给自己改名字“莫黛”可张爱玲说听着太像“麻袋”于是她又改名“貘梦”——貘是一种吃梦的动物。然而我终觉得，都没有“炎樱”这个名字好，听着有色彩有形象还有热度似的。

    炎樱很天真，也很热情，充满了感染力，和张爱玲一起逛街，买东西总是要想方设法地抹掉一点零头，可是她讨价还价的方式很活泼而可爱，总是让店主心甘情愿地让步。她会翻开兜叫店主看她所有的钱，并且一一数落给他听：“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于是店主便心软了，既是因为她夸赞他店里的“货色实在好”也因为感动于她的孩子气，于是说：“就这样罢。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热心地指给她，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炎樱很风趣，有真正的幽默感，时不时地迸出一两句语录来，真正妙语如珠，报上登出加拿大一胎五孩的新闻，她评论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她个子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张爱玲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armfulsisbetterthannoarmful。”）

    看到花间蝶飞，她会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形容一个女人的头发黑，则是“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凡此种种，往往叫张爱玲击掌叫绝。

    炎樱还很勇敢，作风大胆，这表现在她的作文和说话上——中国人有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于是炎樱在作文里写：“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让看卷子的教授大为瞠目——那教授是位神父。张爱玲的好友炎樱

    她的大胆更表现在行为上，或者说，是心态上。欧战爆发，香港被轰炸，飞机在天上呜呜地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丢一颗炸弹下来，大家都惊惶悲痛失魂落魄，只有炎樱一样地开心，兴致勃勃，自得其乐，不仅偷偷跑去城里看五彩卡通电影，回来又独自跑到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让舍监极为惊怒而恐慌——但她是炎樱，舍监又能拿她怎么样呢？

    张爱玲听着炎樱的歌声，无法不心折。

    炎樱是特立独行，独一无二的，然而她又并不是“遗世独立”的“独”而是“独树一帜”的“独”

    两个很“独”的人走在一起，就变成了“双”所以张爱玲后来写了双声——她们俩走在一起，一个高而窈窕，是“鹭鸶”；一个矮而腴丽，像“香扇坠儿”从外形上已经相映成趣，再一唱一和地说起话来，略加整理就是一篇妙趣横生的好文章，但那是回到上海以后的事情了。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总想着要把自己所有所能的尽量给她，张爱玲对炎樱便是这样。然而她除了自己的天才也别无所有，于是为她写了许多文字，还画了许多画。

    有一张炎樱穿衬裙的肖像画，被一个俄国老师看到了，十分欣赏，一定要张爱玲卖给他，答应给五块钱，看到她们两个面有难色，又赶紧解释：“五元，不加画框。”

    那期间张爱玲画了许多画，由炎樱着色，她们合作得亲密无间——这种合作后来一直持续到回上海，炎樱替她设计过传奇增订本的封面，后来又替胡兰成的杂志苦竹设计封面。

    在香港求学期间，她又重新拿起画笔来，替房东太太、烫发的少奶奶、有传染病的妓女画速描，画了许多杂乱重叠的人头，自己看了沾沾自幸，觉得以后再也不会画出这样好的画来了——她的悲观的心态就像她最喜欢的那幅高庚的名画永远不再，总是每每看见好的事物便觉得这是空前绝后、不可多得、稍纵即逝、永远不再的。一面在画，一面已经担心自己会江郎才尽，失去作画的能力。

    有一幅画，炎樱给上了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爱玲尤其喜欢，说是有古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意味。还有一句话她没有说出口——她母亲一生中最喜爱的颜色，便是蓝与绿。她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为她照片上色的情形，色调是蓝与绿；母亲在她四岁时第一次离开中国去留洋，也是穿着蓝绿的衣裳。

    那是母亲的颜色，母亲的神情——每当炎樱为她的画上色的时候，便是张爱玲最爱她的时候。她看着炎樱，看她专注地为画稿着色，看着自己最好的朋友，想着那遥远的遥远的母亲。

    一个爱画的人，对颜色是敏感的，连带地也注定会在乎穿戴。然而早在上海时，母亲就曾与她有过一项协议：若是想嫁人呢，自然可以多买些衣裳打扮自己；若是想升学，那便只好先顾学费。

    张爱玲十分痛苦于这项选择，因为结果是不需要犹豫的，犹豫的只是过程——她当然会选择升学，可是她又好希望有新衣裳穿。

    来了香港后，她发奋用功，一口气拿了两个奖学金，奖金25英镑，在当时的香港，这已经超过大部分人一年的收入了。爱玲自觉为母亲省了一点钱，而且也要奖励自己一下，便大胆地挥霍一次，买了衣料自己设计服装，随心所欲地做了几件奇装异服，大穿特穿了一回。

    那些衣裳里，有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底子上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没有纽扣，穿的时候像汗衫一样钻进钻出，领子矮得几乎没有，下面还打着一个结，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那大胆的设计，连炎樱看了也惊叹不俗。

    炎樱也是喜欢自己设计服装的，找出母亲的一条紫红色的大围巾，把两头铰下来缝成一件毛线背心，宽肩，掐腰，齐腰一排三四寸长的同色同线的流苏，随着她的走动一步一摇，更像一枚小巧灵活的香扇坠儿了。

    他们两个走在一起，奇装异服，招摇过市，一起去中环天星码头青鸟咖啡馆买“司空”一种三角形的小扁面包，比蛋糕还细润，轻清而不油腻，一次买半打，两个人分着吃；一起去看卡通电影，去浅水湾看“野火花”在月光下散步，自得其乐而相依相伴、相得益彰着。3

    香港求学三年里，张爱玲哭得最伤心的一次，是在放暑假时，炎樱不等她便独自回了上海，她有一种被世人遗弃的孤单感，大哭起来；而最开心的一次，当是与母亲的团聚——也是在暑假，1941年夏天，黄逸梵与几个上海牌友一同来香港小住，宿在浅水湾饭店。

    张爱玲一有时间便去看她，从此浅水湾对她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一闭上眼，路线便清晰，梦里也走不错。

    ——乘车出市区，沿路经过黄土崖红土崖，渐渐地光景明媚，水静风清，许多游山的车子掠过她乘的车，游人的手里抱着满怀的花，风里吹落了零乱的花瓣与笑语。

    下了车，走上极宽的石阶，花木萧疏的高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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