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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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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是“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严格是湖南醴陵人,三十岁之前瘦,三十岁之后,身边的朋友都胖了,出门个个腆个肚子,严格仍瘦。三十二岁之前,严格穷,爹娘都是醴陵农村的农民,严格上大学来到北京;人一天该吃三顿饭,严格在大学都是两顿;也不是两顿,而是中午买一个菜吃一半,晚上买份米饭接着吃。大学毕业,十年还没混出个模样,十年跳槽十七个公司。三十二岁那年,遇到一个贵人;人背运的时候,黑夜好像没个尽头;待到运转,发迹也就是转眼间的事。严格回想自己的发迹,往往想起宋朝的高俅。当然,也不同于高俅。自遇到那个贵人到现在,也就十多年光景,严格从一文不名,到身价十几个亿。严格在大学学的不是房地产,不是建筑,不是经济,也不是金融,学的是伦理学;讲伦理严格没得到什么,什么都不讲,就在地球上盖房子,从小在村里都见过,倒让他成了上层社会的人。他的头像,悬在四环路边上的广告牌上;把眼睛拉出来,看着他的房产和地产。世界,哪有一个定论啊。没发迹的时候,严格见人不提往事;如今,无意间说起在大学吃剩菜的事,大家都笑。大家说,严格是个幽默的人。

    严格富了之后,也有许多烦恼。这烦恼跟穷富没关系,跟身边的人有关系。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中国有两大变化,一,人越吃越胖;二,心眼越来越小。按说体胖应该心宽,不,胖了之后,心眼倒更小了。心眼小没啥,还认死理,人越来越轴了。他伺候的是一帮轴人。别人轴没啥,身边的朋友轴没啥,老婆也越吃越胖,心眼越来越小,人越来越轴,就让严格头疼。严格的老婆叫瞿莉,三十岁之前,瘦,文静;过了三十岁,成了个大胖子,事事计较,句句计较;一个ceo的老婆,家产十几个亿,为做头发,和周边的美容店吵了个遍。由老婆说开去,严格感叹:中国人,怎么那么不懂幽默呢?过去认为幽默是说话的事,后来才知道是人种的事。幽默和不幽默的人,是两种动物。拧巴还在于,人不幽默,做出的事幽默。出门往街上看,他们把世界全变了形,洗澡堂子叫“洗浴广场”饭馆叫“美食城”剃头铺子叫“美容中心”;连夜总会的“鸡”一开始叫“小姐”后来又改叫“公主”严格走在街上,觉得自个儿是少数派。本不幽默,也学得幽默了。人介绍他:“‘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严总。”

    严格忙阻住:“千万别,一盖房子的。”

    人说他瘦,讲健身,他说:“想吃胖啊,得有得吃呀。”

    人说他生意大,北京半个城的房子都是他盖的,他摇头:“搬砖和泥,粗活,不要见笑。”

    人说他幽默。他渐渐也不幽默了。不幽默并不是幽默不好,而是因为幽默,严格吃过不少亏。周围皆是小心眼的大胖子,不管是生活,或是生意,皆是刺刀见红。水该一百度沸腾,他们五十度就沸腾了;水该零度结冰,他们五十度就结冰了;他们的沸点和冰点是一样的。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待朋友翻脸后,或没有翻脸,仅为一己之私,会把上次的玩笑,下回当正经话来说;时间一变,地点一变,人的态度一变,把同样的话放到不同的环境和气氛中,这话立即就变了味,一下就将严格置于死地,无法顺着原路回到原来。话的变味,比朋友翻脸还让人可怕。由此带来的拧巴,比人穷不走运还大。严格摇头:“不让幽默,我不幽默还不成吗?”

    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四十岁之前,自己爱说笑话;过了四十岁,开始不苟言笑。久而久之,对玩笑有一种后天的反感。人跟他开玩笑,如是部下,他会皱眉:“不能正经说话吗?”

    如是朋友,他不接这个玩笑;对刚才说过的事,不苟言笑重说一遍。或者,四十岁之后,严格除了瘦,其他方面也变得跟众人差不多了。不喜欢跟这些人说话,但话每天又得说;话不是不能这么说,只是觉得话越说越干涩,就像日子越过越拧巴,就像老婆整天说自个儿身上疼、眼干舌燥一样,就像发动机缺机油在干转一样,这日子早晚得着火。机油,你哪里去了?

    “大东亚建筑有限公司”下边,有十几个建筑工地。十几个建筑工地,就有十几个包工头。任保良是其中之一。严格除了跟那些大胖子打交道,也常去建筑工地。建筑工地的民工,没有一个是胖的。见到这些民工,民工有河北人,有山西人,有陕西人,有安徽人,也有河南人;与大胖子说话,话越说越干涩;倒是到了建筑工地,全国各地的民工一开口,又让严格乐了。他们每天吃的是萝卜炖白菜,白菜炖萝卜,但一张口,句句可笑,句句幽默。或者说,是这些民工的话,把严格脑子中残余的一点幽默的细胞又激活了。所有的包工头,见严总来了,以为是来检查工程;工程是要检查,但主要,是来听民工们说话,透上一口气。古风存于鄙地,智慧存于民间;有意思的事和话,都让那些胖子就着鲍鱼和鱼翅吃没了;仅剩的一些残汁,还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中;奴隶们创造历史,毛主席这句话没错。

    在十几个包工头中,严格又独喜欢河北沧州的任保良。任保良说话不但可笑,还愣。民工们跟任保良说话,觉得他很精;严格听起任保良的话,句句有些傻。或者不能说是傻,是粗;不能说是粗,是愣。但话愣理儿不愣。句句是大实话。初听有些可笑,再听就是实话。原来实话最幽默。一天傍晚,严格去任保良的建筑工地。一幢cbd的楼壳子,已盖到五十多层。两人坐着升降机,来到了楼顶上。夕阳之下,整个北京城,尽收眼底。严格感叹:“好风光啊。”

    任保良指着脚下的街道,街道上像蚂蚁一样蠕动的人群:“‘鸡’又该出动了。”

    又啐了一口痰,狠狠骂道:“婊子就叫婊子,还‘小姐’!”

    又说:“严总,咱别盖房子了,开窑子吧。挣个钱,不用这么费劲。”

    这话没头没脑,初听很愣,细听可笑。严格来时,正烦恼一事,现在弯腰笑得,把一切烦恼全忘了。本来晚上还有饭局,他又多待了一个小时。这时天安门华灯齐放,从没这么美丽过。渐渐,平均一个礼拜,严格要到任保良的工地来一趟。一是来听民工和任保良说话,遇到饭点,也到民工的食堂吃饭。民工们吃刘跃进的萝卜炖白菜吃腻了,一端起碗就吐酸水;严格却觉得好吃,连菜带汁,能吃上两碗,吃出一头汗。任保良看他吃得痛快,感叹:“该闹革命了,一闹革命,你天天能吃上这个。”

    严格又笑。

    这天中午,严格又到任保良的工地来了。工地正在吃中饭。任保良吃工地食堂吃腻了,没去食堂,从外边买了一个盒饭,正蹲在他自个小院的台阶上吃。任保良的小院,不能说是院,离工棚三尺开外,靠一棵枣树,临时用废板子围成一个圆圈;房前,巴掌大一块地方。但你又不能说它不是院。任保良吃的是栗子烧鸡块,见严格来了,以为又来吃中饭,嘴里嚼着鸡说:“等着,我让人给你打好饭去。”

    但今天严格到工地来,既不是为了吃饭,也不是为了听民工和任保良说话,是为了找一个人。找这个人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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