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在国外的所谓演讲,其实多半是自欺欺人。一是外国人对中国文学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能来三五十人听讲(其中多半还是自己的同胞),已经很不错,有时候来上三五人,你如果还想拿出事先写好的讲稿读一遍,那离精神病也就不远。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进饭馆,喝着吃着,该说点什么就说点什。二是中国作家中,就我所熟悉的范围内,给他一个题目立即就能出口成章、言之成理的很少,多半是满嘴拌蒜,把那些说了多少遍的陈词滥调再重复一遍而。真正的演讲,绝对不能捧着稿子念,应该像列宁那样,把双手解放出来,把头抬起来,用眼睛和脸上丰富的表情和大庭里的广众进行交。要挥手,叉腰,身体往前探出去,然后再仰起来,要不时地在台上走动,要仿佛是表演,但又没有半点的表演痕迹;要让你的语言像水一样流出来,像火焰一样喷出来,而不是像牙膏一样挤出。不能有病句,不能嗦,更不能为了哗众取宠而胡言乱。要让你语言的内在逻辑力量像万能的触角把听众牢牢地钳住,又不陷入空洞的三段论陷。但世界上只有一个列宁,他生了一个硕大的脑袋,脑浆也比常人重几十。他有钢铁般的意志,有惊人的记忆力,有丰富的学识和天然的逻辑,他往台子上一站,听众(也是观众)立即就被催眠。列宁,请想想他那模样吧,那是真正的奇人异相,是真正的天。想学他?怎么可能?公鸡想学老鹰,尽管也能勉强地飞起来,翅膀单薄,屁股下沉,那个狼狈劲儿,还不如说是挣。我辈在国外的所谓演讲,就像公鸡学飞,飞起来也是一景,但实在是惨不忍。通过这事我想到,许多事情是学不会也不能学。风流不能学,"是大才子自风流";不是风流种子学风流,那是自取灭。贵族姿态不能学,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定在败家之后,家中只余一个老家人侍候,每天早晨还是要胸挂洁白的餐巾,正襟危坐,左手执叉,右手执刀,切割着桌子上的窝头和咸菜,往嘴里。暴发户爱镶金牙,土包子好炫名。一个作家外边穿了一条名牌裤子,里边穿了一条名牌裤衩,生怕人家看不到,心中难过,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将一块白布缝在屁股上,上边写着:内穿名牌裤衩一条,价值三百余。使用金叉银杯,吃真正的西餐,桌子上摆着鲜花,但还是不像,还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仅有几个钱,距离贵族还很遥。要慢慢来,熬过三代之后,到了孙子辈上,贵族气大概就有一点。那个往屁股上缝帖子的老兄实在是笨,你把名牌裤衩穿在名牌裤子外边不就行了吗?内衣外穿,真正的时髦,领导服装新潮。要不就把裤腰截短,前露肚脐,后露腚沟,显出名牌裤衩的蕾丝花边——我不知道什么叫蕾丝花边,从许多新潮作家的书里看到,凡名牌必有蕾丝花。
早年在农村,我一个叔叔当生产队的队长,早晨要早起敲钟,派活,晚上要给那么多社员定工分,鸡一口鸭一口,爹一份娘一份,少有差池,立马就吵翻了天,但我的叔叔一言九鼎,无论多么难缠的角色都能摆平,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得了,把我佩服得不行,当时我就立志: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但当我把我的志向向他表白后,他用不屑的目光打量着我说:就你?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还想当队长?知道不?当官首先要有好口才!反过来说就是"好口才带着三分官。我叔叔一下子就把我的自信心给瓦解。后来,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官,我也曾站在树林子里练习演讲,姿态难看,声音难听,连树都羞惭得浑身发抖,叶子哗啦啦。
我叔叔是土天才,经常在夏夜的打麦场上对着社员发表演。天南海北,驴头扯到马腚上,但听起来趣味盎然,不亚于单口相。一边说还一边把光脊梁拍得啪啪响,估计是拍蚊。他的口才为什么那样好?他肚子里怎么会有那样多要说的话?他怎么能把话说得滔滔不绝好像话是从他的嘴里流出来的而不是用脑子想出来的?
因为叔叔的榜样,我从小就对口才好的人十分敬。我觉得能够滔滔...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