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是我创作的九部长篇中的一部,但它绝对是我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因为迄今为止,很多人在提到莫言的时候,往往代之以"红高粱家族的作者。这部小说的第一部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当时我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最初的灵感产生带有一些偶然。那是在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有二十八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老一辈作家亲身经历过战争,拥有很多的素材,但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创作了,因为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耽搁在"文革"当中;而年轻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那么他们该怎样通过文学来更好地反映战争反映历史呢?
当时我就站起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没有亲手跟鬼子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因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
我发言以后,当场就有人嗤之以。事后更有人说我狂妄无知,说我是"小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说我是碟子里扎猛子不知道深。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有好几次我都把自己逼到悬崖。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我必须马上动笔,写一部战争小。但在落笔之前,很是费了一番斟。我发现"文革"前大量的小说实际上都是写战争的,但当时的小说追求的是再现战争过。一部小说,常常是从战前动员开始写到战役的胜利,作者注重的是战争过程,而且衡量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新一代的作家如果再这样写绝对写不过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即便写得与老作家同样好也没有意。我认为,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譬如前苏联的著名电影第四十一,写了一个苦大仇深的红军女战士,在亲手击毙了四十个白匪军之后,担任了一次押送俘虏的任。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部队被打散,她与一个英俊漂亮、很有艺术修养的白匪军官流落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天长日久,两个人产生了感情,开始同居,各自都把自己的阶级身份忘记。突然有一天,来了一条白匪的大船,那个白匪军官向着大船扑去,红军女战士的阶级性也突然苏醒了,操起步枪,将白匪军官、也是她的情人,打死在海滩。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作家营造了这样一个环境,把人物放进去进行试。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灵魂实验室。这样的观念、这样的写法今天看来比较合乎文学创作规律,但在8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长期左的思想禁锢后,还是被很多人质疑和不能接受。
有了这样一个出发点,我开始着手构思,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我小时候,气候也和现在不同,经常下雨,每到夏秋,洪水泛滥,种矮秆庄稼会淹死,只能种高粱,因为高粱的秆很。那时人口稀少,土地宽广,每到秋天,一出村庄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缘的高粱。在"我爷爷"和"我奶奶"那个时代,雨水更大,人口更少,高粱更多,许多高粱秆冬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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