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装出一副深受了感动的样子,痛骂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痛骂了邓小平妄图复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狼子野心。痛骂之后就是歌颂,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文化大革命"有啥成果,其实我也不知道。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老百姓里,除了张志新、遇罗克等人,敢于舍命坚持真理,其余的绝大多数,都跟我一样,是一些人云亦云的糊涂虫。让批刘少奇咱就跟着批刘少奇,让批邓小平咱就跟着批邓小平。有时候心里有那么点别扭的感觉,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我想,即便我像张志新一样发现了真理,也未必有勇气挺身而出。手里掌握着真理,又不敢挺身而出,这种痛苦肯定比感冒严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人生就"难得糊涂"了。想当年郑板桥创作这句座右铭时,大概就是这意思。说到这里,忍不住又想瞎扯几句:孔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理解这话,就是要敢于承认自己觉悟低,不要像有的人那样,林彪当副统帅时,祝他"永远健康"的调子喊得比谁都高,但等到林彪一出事,马上就换了一张脸,说:我早就看出来了,跟在毛主席身后,一脸的奸臣相。
我们正批着邓小平,业务科的一个参谋满脸神秘地走进来。我们单位人少,干部战士之间的关系很随便。这个参谋是高干子弟,据他自己说他的爹跟着国家领导人多次出国访问,还把一些模模糊糊的发了黄的照片给我们看。虽说是高干子弟,但他却出奇地吝啬,好占小便宜,夜里值班时,常从窗口钻进厨房偷鸡蛋,被我们警卫班擒获过多次。因此他在我们班里一点威信也没有。他一进来我们班长就往外轰他:滚滚滚,没看到我们在批邓?他不说话,过去拧开了班长床头柜上那台红灯牌收音机,顿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那沉重、缓慢的声音响彻全室:各位听众请注意,各位听众请注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于今天下午两点播放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
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谁也没听过这样的广播。有什么事直接说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等到下午两点?我们班长毕竟是老兵,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他的脸顿时就严肃起来。他盯着那参谋的小瘦脸,低声问:会有什么事呢?会有什么事?参谋把班长拉到门外,低声嘀咕着,不知说了些什么。班长进屋后,看了我们一眼,好像要对我们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我们都盯着他看,他说:散会吧,各人把东西收拾收拾,给家里写封信吧。班长说完这句话就走了,他跟我们的管理员是密友,两个人经常通宵达旦地研讨马列主义,我们看到他钻进了管理员的宿舍,知道他们俩又研究国家大事去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班长走了,刘甲台为了王,他说:要打仗了,肯定是要打大仗了,我估计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弟兄们,准备着上战场吧!
刘甲台的话激得我热血沸腾,打仗好啊,我太盼着打仗了。因为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政治上不受信任,见人矮三分,自卑得很,上了战场,用勇敢、用鲜血洗刷耻辱,让他们看着,中农的儿子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牺牲了也给爹娘挣一块烈士牌子,让他们在村子里昂起头,挺起胸,再也不必见人点头哈腰。我甚至想象到了自己英勇牺牲的情景,像董存瑞炸碉堡,像黄继光堵枪眼我被自己感动得眼睛潮湿了
熬到下午两点,所有的干部战士都集中到食堂里。餐桌上摆着我们班长那台刚换了四节新电池的红灯牌收音机,一拧开开关,充足的电流冲得喇叭嗡嗡地响。电池是我到村里的供销社里去替班长买的,遵班长嘱开了发票。我把电池和发票交给班长时,班长悄悄地对我说:毛主席死了。
班长的话像棍子一样把我打蒙了。这怎么可能呢?毛主席怎么能死呢?谁都能死,毛主席也不能死啊!
两点还没到,收音机里就播放开了哀乐。这一年我们已经听了好几次哀乐,先是朱德死,接着是周恩来死,但他们死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没提前预告,看来毛主席真死了。看战友们的神情,我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死了。那个参谋双手捧着一个玻璃杯子,小脸肃穆得像纪念碑似的。我们的首长拉着长脸,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哀乐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播音员用沉痛的声音说:
用省略号是因为我忘了广播词儿,去查当年的报纸又太麻烦,随便编几句又显得很不严肃,所以只好用了省略号。
当广播员说到毛主席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时,那个参谋手中的玻璃杯子掉在了地上,跌得粉碎。然后他就去找笤帚、撮箕子把碎玻璃弄了出去。当时我就感到这个杯子碎得没有道理,现在想起来更觉得没道理。他是那样吝啬的人,提前就知道毛主席死了,双手攥着杯子,怎么会掉在地上呢?这分明是表演,而且是拙劣的表演,但我们的领导还是表扬了他,说他对毛主席阶级感情深。
毛主席死了,上级立即发来命令,让我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原来我们只有枪,没有子弹,进入一级战备,马上就发了子弹。我们用半自动步枪的,每人发一百颗子弹;用冲锋枪的,发一百五十颗子弹。一下子发了这么多子弹,子弹袋子装得满满的,心里也感到沉甸甸的。上岗时,子弹上膛,一搂扳机就能放响。领导也背着手枪查岗,好像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我们单位人很少,营房跟老百姓的房子紧密相连,村子里的人几乎每天都到我们院子里来,有来借工具的,有来找水喝的,还有几个姑娘,跟我们的几个干部谈恋爱,进出我们营区,就像到自己家似的。进入一级战备,领导给我们警卫班下了令,老百姓一律不准进营区。我们执行命令,把老百姓堵在门外,一般的老百姓没有意见,但那几个姑娘有意见,有意见也不让进。紧张了两天,等毛主席的追悼会开过,大家就懈怠了。尽管上级还没撤销一级战备的命令,但领导把我们的子弹收了上去,说是怕出事。交了子弹,我们就更加懈怠了。我们单位在那几天里,匆匆忙忙地去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尽管信号微弱,画面跳动、扭动,几乎没法看,但村子里的老百姓还是来了。他们围在大门口要进来,我们执行命令不放他们进来,他们就发牢骚:还还"军民团结如一人呢",还还"军民鱼水情"呢,忘了我们给你们抬担架送军粮那会儿了!这个村抗日时期是革命根据地,30年代入党的就有四十多人,省里、县里都有这村里的人当官,最大的一个在中央当部长,不好惹的。我们领导怕弄出矛盾来,就让我们把电视搬到院子里,然后开大门放人。我们一开大门,老百姓就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毛主席死了!这句话、这个事实,像巨雷一样惊得我们目瞪口呆,连我这样的草民百姓,都为国家的命运担忧,都认为中国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但后来的事情发展变化得有点天翻地覆的意思,毛主席死了,天并没有塌下来,老百姓也并没有因为他死了而活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活得不赖。现在,连老百姓也知道毛主席生前犯了许多错误,但许多人、起码是我,并没有感到当年把毛主席当成神是可笑的,许多人、起码是我,想起毛主席,还是肃然生出若干的敬意。毛主席之后,在中国,再也不会有谁能像他那样,以一个人的死去或是活着,影响千万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