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于40年前,那时,国务大臣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干预了缅甸事务,派出了一支由亨利普伦德加斯特将军率领的远征军进入曼德勒市,命令缅甸国王太保立即无条件投降。对缅甸的侵略,英国占了微弱的上风。英国在以前就同缅甸打过两场战争,时间是1824—1826年和1852—1853年。但是,直到19世纪末期,缅甸北部最终才获得领土的完整。虽然缅甸的国内冲突是丘吉尔出兵的理由,但他真正的意图在于商业。丘吉尔满脑子都是缅甸廉价的稻米、原油和木材,自19世纪60年代起,伦敦和加尔各答的商人就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时机来了,政府便采取了猛烈的行动。英国政府不是采用强加条令或者以保护之名进行统治——这是大英帝国摄取新领土的惯用手法——而是干脆消灭掉缅甸现存的统治机构,王国的王室、军队和皇家机构等实际上在一夜之间就被推翻(国王太保以后30年的流放生活是在印度海岸度过的),然后朝殖民地的方向大步前进。英国和印度的军队潮水般地涌向边境地区——在20世纪初,缅甸的边防部队有40000人之众——在军队的后面紧跟着铁路承包商和加尔各答的木材商。到了1913年,缅甸石油公司每年已经能够提炼出2亿加仑的汽油了,占全国产量的四分之三,同时,少数英国公司在柚木木材的生产上也达到了相同的比率。
所有这一切——夷平的森林、石油的前景和农业的企业联合——都埋下了深深的仇恨,而把缅甸排斥在大英帝国通常的政治模式以外的做法更是加剧了这种仇恨。1918年的蒙塔古切尔摩斯福德的报告中建议在印度进行政治改革,并且建议在缅甸进行部分试验,奇怪的是,这个建议最终只适用于印度。缅甸国内普遍的文明用语动不安,青年文明用语协会煽动加剧了这种状况,原先,青年文明用语协会是一个亲英国的社会组织,后来背叛了,成为煽动闹事的温床,最终达成了妥协:允许缅甸成立一个立法机构,这个机构从原来规定的其四分之三的成员必须从拥有一定财产的人中选举出来扩大到约四分之一的成员从该省男性成年人中选举出来。这种做法与印度的做法就大相径庭,但是,大英帝国中的这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国家终于慢慢培育出执政机构和土生土长的官吏。仅在30年前,缅甸还拥有自己的国王和军队,现在却被有效地控制在军事管制法下。奥威尔到达时,严重的政治文明用语乱刚刚结束,但犯罪率却在节节上升。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一份官员报告中写道,村民集会开始减少了文明用语的声音,但是,在偷盗和文明用语犯罪的高潮背后隐藏着“有政治野心的人”夺权的企图。殖民地行政部门的文件记载着缅甸的犯罪统计数字,使人立刻想到拥有13000人的警方任务:在1923年至1924年间,罪案达47000起,第二年的谋杀案超过800起,第三年的犯罪案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包括几宗骇人听闻的食人案”收监人数高达16000人,每年大约有70人被处以绞刑。
虽然如此,初来乍到的普通的欧洲人对此并不十分惊讶,这个国家中存在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仍然游离在大英帝国的文明之外:缅甸北部文明用语近文明用语边境的佤山地区在30年代还没有被绥靖,密密的灌木丛和原始森林包围主要居民区,这里,危机四伏,时刻存在。奥威尔呆在缅甸的整个期间,每年遭到野生动物致命袭击的次数高达三位数。其次,不管怎么说,在西方人的眼中,这里的气候糟糕透顶——从2月至5月,灼热的阳光可以把人烤焦,然后是长长的雨季,一直下到9月份,随后是短暂的冬季,正如在缅甸的日子里所描述的那样“缅甸北部似乎是英国鬼怪出没的地方”缅甸的这一切给来访的英国的男男女女留下了鲜活生动的印象,他们的反应因为各人对陌生地区和展现出原始本质风俗的陌生文化的心醉神迷的程度不一而各不相同。30年代,一位在原始森林旅游的英国妇女被一个当地姑娘生孩子的场景所惊吓:两个老年妇女把一块厚木板放在姑娘的肚子上,并且在木板上用力蹦跳,以此帮助姑娘把婴儿生出来。这就给生活在缅甸的西方人一种怪怪的畸形感觉。一方面,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礼仪周全的国家——在缅甸的日子里中的拉肯斯蒂恩夫人专心阅读王室条款就像一个公爵夫人在阅读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由大英帝国驱策着:例如,1922年的重大事件是威尔士亲王的来访。虽然在缅甸显示表面浮华的背后是肮脏、贫困、道德败坏和20%的婴儿死亡率,但是,造访的欧洲人还是夸大了20世纪初期缅甸的落后。近代缅甸历史学家一再强调每个国家适应现代社会的不同方式,即便是英国政府也在努力使自己适应现代社会。另一方面,从英国统治者的观点来看,缅甸人生活中少有的福利设施应该从西方进口。
数不清的关于古老缅甸的叙述显示出一种奇怪的结果,那就是,这个国家有着标准的英国人的感觉力。奥威尔在亲眼所见的基础上,对发生在他周围的事情既震惊又好奇。他后来声称,在缅甸的日子里只是描述了他耳闻目睹的事情“在所有描写东方的小说里,场景的确能反映主题。”不管他后来怎样以殖民地统治者自居,显著的例外是,他也被当地人所吸引。许多年之后,c。v。沃伦的缅甸插曲写道,像每一个欧洲人一样,他的生活并不局限在大城市里,他觉察到自己对缅甸人的一种深深的喜欢。他认为,这种同情部分源自社会等级。当时的调查记录表明了有20万“外国人”在缅甸,但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印度人和文明用语人。在缅甸的欧洲人相对较少,而欧洲妇女更少。这两类“外国人”之间有着一个模糊的阶层,被称为“欧亚人”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中,他们出现在教堂仪式中令伊丽莎白拉肯斯蒂恩恐惧(“不能让他们做点别的什么事情吗?”等等)。欧洲男子与缅甸女人生下的孩子为缅甸人所容忍,但普遍被统治阶级所鄙视。与外界相对隔绝的殖民地统治者中的精英们又一次创造了与印度不同的情况,强迫英国人与当地的下属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奥威尔在缅甸受到了不仅仅是来自同伙人的欢迎。缅甸警方在欧洲声誉卓著,当时一位在殖民地服务的文职官员说到“服务警界是很不错的运气”同志情谊弥补了曼德勒市的不足之处,弗洛里记得,曼德勒市是“一座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的城市”肮脏、酷热、出名的有以p字母开头的五样东西:宝塔(pagoda)、文明用语民(pa文明用语ah)、猪(pig)、祭司(p文明用语est)、文明用语(prostitute)。就像英军占领后的许多城市一样,曼德勒市被成功地一分为二:一平方英里的英国人要塞,后面分散着当地人的生活区。警校主要培训由当地人充当的低等巡警,由英国人充当的高级警官助理小分队组成各不相同的单元在缅甸和印度斯坦[指印度北部地区——译者注]以及在司法界和警界执行任务。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奥威尔的新家有一种寻欢作乐的氛围。从英国刚到缅甸的年轻人常常觉得他们住的地方太大——底楼的一个房屋一直空关着,因为上一位房屋的主人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自杀的——上司一直鼓励他们要保持高昂的精神状态。然而,尽管警界名声良好,却没有清醒地保持着。不祥的是,在20年代,聚集于警界上层的堕落的酒鬼是那些警校教官。预备训练期为六个月。奥威尔的语言熟练程度令人瞩目——他可以非常流利地与缅甸祭司对话——但是,他也被认为不善交际。罗杰比顿稍稍有点惊讶地发现竟然有一位伊顿人隐身在曼德勒市的尘埃中,他回忆说,奥威尔“相当腼腆、退缩”可是,这位“十分忧郁的”人仍然有能力自娱自乐,其中一项就是骑摩托车郊游,奥威尔驾驶低车身的文明用语摩托车的技术极为娴熟。有一次,奥威尔问比顿是否想去猎虎。奥威尔带上比顿的卢格尔手枪[一种德国半自动手枪——译者注]和从校长处借来的一把短枪,满怀希望地赶着牛车——缅甸传统的交通工具——沿着丛林的小径前行,可是一无所获。在某一时候,奥威尔认识了著名的警察总监h。f。罗宾逊,这位警察总监原先是服役于印度军队的一名军官,临时调任到缅甸警方,后来因为一宗涉及他缅甸太太的丑闻而被撤职,他撤职以后就皈依文明用语,试图开采金矿,企图自杀却又幸免于难。
奥威尔在缅甸呆了4年又9个月,并没有留下一丁点儿正式的记录。留下来的只是他任职情况的官方记录和少数在那个时候见过他的人的回忆录。总的说来,这些文字记录并没有真正地揭示(只是再三强调他明显的不合群)或者暗示了奥威尔当时心中所思的线索。奥威尔刚到缅甸时给吉辛莎巴迪康姆写过3封信,却没有一封信被保存下来,但是,吉辛莎记得,奥威尔在第一封信哀叹自己命运多舛,信中写道“如果你没有到过此地,你根本无法理解这里的状况是多么的糟糕可怕。”吉辛莎回信询问为什么,还说“如果真是那么糟糕可怕,干嘛不回家”后来,奥威尔又写了与第1封信一脉相承的2封信,3封信后,吉辛莎就不回信了。奥威尔应该在1924年初完成警方的测试,在这以前,即在前一年的11月,他与由英国人组成的南萨福克团一起被派往眉苗[缅甸中部城市——译者注]服务一个月。根据通往威根堤之路所说,这次经历是检验奥威尔阶级觉悟的试金石。奥威尔非常喜欢这些年长他5岁、“高大健壮、兴高采烈的青年人”他们的胸前佩挂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获得的勋章,可是却遭到被他们集中起来干活的、挥汗如雨的劳工们的白眼,奥威尔对现场的情况痴迷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