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清楚,我没有疯,是世界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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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此刻,所有的记忆都已经风行远去,那些事,那些人,那些细碎点滴,那些惊涛骇浪,历经生命的沉淀扬弃,早已烟消云散,不复重来。是的,已经过去了我没有疯,也没有死,坐在宽大安静的书房里,面对电脑,正在写作回忆录。手畔有一盏甘淡微温的绿茶,老式台灯光线柔和润目,还带点整流器的嗡嗡轻响,把回忆衬托得宁静悠远。
我的机要秘书,美丽而理智的方小姐,站在书桌旁帮我校对资料,她弯下腰来,轻声提醒我这么写、写这些是否合适,我侧脸看看她,没有说话。
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政治而言,记忆不应该泯灭,经历不应该淡忘。我说,哪怕再残酷,也必须有真实的交待,这是我们的责任。虚伪不能作出好文章,藻饰无法创造真太平。
小方点点头,继续整理面前的资料。
而苏静美,此刻倚靠在书房花窗前,手上端着一杯咖啡。她回过头来,静静地凝视我,她的眼神,也是如此平和,如此甘醇,就象宁静的海湾,微波荡漾,也象这个夜晚,温馨而感动。
后来几天,确实记不太清,神智很模糊,混混沌沌。按照看守所医疗室的记录,应该是有两位狱医来看我,为我打过几针,同时他们建议专案组暂停审讯,让我过于疲劳的身体稍微恢复一下。
于是我被送入到二十二号监房。后来我在这个人员复杂的场所度过四个多月,其中包括一个不太祥和的春节。
二十二号监房,一共有十二个在押嫌疑犯,基本上都是治安刑事的案子。从理论上看,按照我的身份(如果还有身份的话),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听同监人说,当官的基本都是经济犯,按惯例,他们会被关押到另外一处监所,而那边的待遇要好上很多。比如说,每天都能有一顿肉食,一间监房只有六个人,还有他们不用搞外牢做手工,每天闲着吹吹牛等提审就行。
当然我是个例外,我被推到这边来,是因为我的案件确实属于刑事性质,这一点非常罕见,我想他们没有弄错。
当然,进来的时候,他们也并不知道我是曾经当过官的当时高铺上的牢头就告诉大家,管教主动点他出去,跟他打招呼说我是个**犯。
于是我受到的监规礼遇前所未有,在度过前几天的奄奄一息,我能够坐起身来以后,就迎接到暴风骤雨一样的列队欢迎,我的对手有十一个人。
细节不必再谈,反正我也没死,活了下来,而且必须强调的一点就是,我因为拒绝表演那些侮辱性的节目,导致多收了三五斗,我吐了血,也尿了血,但是我没死,这很重要。
当然,没有死的原因并非由于我的体格特别强悍,而是他们不敢让我死,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一次被人堆压住,为了捍卫自己,我用牙刷柄捅穿身前一个壮汉的眼球,二十二号监房惨叫震天,在我的生命再次垂危之前,武警下来了,管教终于也出现,他们给我狠狠教训一顿后,为我加上一条伤害罪名,再把我推进监房,调走伤者,后来这种事情重复上演一次,我多躺了几天,但是在这个监房的境况也好了一些,同监人都说我是疯子。没有人来惹我,也没有人再理我。
一个人躺在大通铺的最末一端,我的心情非常平静,没有愤怒,也没有哀伤,我在静静地思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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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是很频繁的,基本上两天一次,不存在什么斗智斗力,完全流于形式。我重复我的说法,我清白无罪;他们毫不理会,连个记录都没有,他们只重复他们的问题,话题没有任何相交的地方,于是又对我上手段其实大家都清楚这根本就是多余,但是他们依然不厌其烦,把这样无效的简单劳动,一遍又一遍,重复又重复。我认为,这是他们的乐趣所在。
见到过李军,只有一次。他平静地坐在审讯桌后,跟另外两个同事眼神完全一样,看着我在赵小武的电棍下颤抖,他们一声不吭。
我佝偻着身子,视线抬上去,盯着他看,李军的表情非常淡漠,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很悲哀,我宁可他没有出现在我面前,这样也许我会好过一点,没那么痛。
“你也不相信我,是吗?”在被带出审讯室前,我忍住橡皮棍的抽打,扳住门框,回头大声问他,虽然知道不会有答案,但是没忍住,真的。
“我相信证据。”李军冷冷地说“相信事实。”然后他站起身,把帽子扶正,夹起桌上的包,头也不回地走了,没有多说一个字。
后来的提审中,我也不愿意多说一个字,我重复一个要求,就是会见律师。
这是一个合乎法理的提法,他们不能拒绝,但是问题在于没有人为我委托,于是两个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被指派,出现在我面前。
也很形式化。
交谈开始以前,一个律师用很职业的口吻询问我在羁押期间有没有受到什么不合法的对待,有的话可以告诉他们。我指着旁边看守所狱政科的干部反问他,如果说实话,你们能为我做什么?
他们有点尴尬地对视而笑,然后转入下一个话题,让我谈谈案件经过。
我重复一遍自己的经历,但是两位律师还是在笑,没有动笔,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记录?他们说,你讲的这些,自己相信吗?为了救他人,为了救百姓,可以写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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