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政府规章,但后果顶多就是合同自始无效,扯到刑事责任上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了。听他这么说,我想不激动都难。
但紧跟着,师父话锋一转,说错就错在母亲运气不好,赶上风头了,陈建业一落马,基金会正在被调查,难免想要找个突破口,何况有人想要做掉陈建军,所以到底会弄个什么结果一时半会儿还不好说。
退一步讲,案件中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会怎么说,我们决定不了“这其实是最大的风险。”说这句话时。
他有节奏地叩击着桌面,连下巴都跟着一摆一摆的。我觉得他用力瞅了我一眼,虽然不敢肯定,脸还是瞬间涨得通红。显然师父知道了母亲跟陈建军的关系,但并没有说出来,这反而让我愈加不自在。
得知刑拘罪名的第一时间,我们就申请了取保候审,结果连几天都没消息。师父说这事可能有点难,让我不要抱太大希望。
他托关系找熟人,得到反馈说母亲这个案子打一开始就是双十一专案组亲自在抓,多半目标明确,不会是误打误撞。
他提到某位赵姓副组长,说这个赵什么新可难缠得很,典型的吞骨头都不吐渣的货色,以前在平阳某郊县公安分局当过一把手,后来去了省高检反贪局,2000年还是2001年被调去了最高检。
“好像在你们平海也干过两年公安,后来考了大学才走,之前还在哪儿当过兵。总之啊,这人不好弄。”说这些话时。
他坐在我对面长沙发的最右侧也就是以往母亲常坐的位置,父亲去了小礼庄,奶奶回了房间。大量尼古丁拥堵在空气里,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家里这么痛快地抽烟。
虽然生理上并没能体会到那种痛快。对我这个师父,父亲非常满意至少我搞不定的那些,矮子都搞定了在他邀请下,前者到家里吃过两顿便饭,两次都是小舅主厨。小舅的手艺严格上说还不错,从师父美滋滋地喝着茶可见一斑。
但我真不关心这位赵姓副组长是谁,我不明白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明白说这些废话对案件有什么帮助。
终于不耐烦地,我打断他,问那到底该咋办,他愣了愣,笑笑,让我不要急。我以为他会说点什么,结果等了老半天,他只是叹了口气。矮子毕竟有自己的事,总不能老跟你这儿耗着,断断续续地在平海待了三四天,26号上午他就回了平阳。
取保候审决定书却一直没下来,我无事可做,只能天天卧沙发上看电视。有天下午,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张凤棠领着剧团几个人来了一趟家里,给奶奶提了点东西。
还没跟她婶长吁短叹地寒喧几句,她就捞捞我胳膊,问现在到底啥情况了,我姨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说我从平阳请了位大律师。老天在上。
看着这一屋子半生不熟的人,我实在没有任何说话的欲望,就随口说差不多了,明天就能出来“那敢情好啊。”张凤棠说,虽然紧跟着。
她立马笑了笑,但某一刻打嗓子眼里溢出的那种尖酸,扑鼻的香水都难以遮掩,熏得我直发抖。众人一阵尴尬,谁都没说出什么像样的话来。奶奶想留他们吃饭,大家都婉拒了,说实在的,父亲不在家。
就我们一老一少,自己吃口饭都困难,还想着留人吃饭?张凤棠说晚上谁谁谁请客,有光不沾说不过去,她嗓音高高的,像是又回到了戏台上,在门口。
他们跟奶奶说了好一会儿话,我坐着没动,更无意细听。本以为人都走光了,不想关上门没多久。张凤棠又拐了回来,她把我喊出去,让我别多想。“想也没用,给你奶奶就拣好听的说,啊?”她努努嘴,半晌长吁了一口气。
取保候审申请书没能收到任何反馈,哪怕是负面的。元月29号,拘留期限即将届满的前一天,师父突然打电话来,说母亲被批捕了。
逮捕罪名里拿去了骗取贷款罪,至于另两个罪名如何保留了下来,大概老天爷也会费解。师父说现在没其他办法,只能一面继续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一面向公安厅和省高检申诉、控告,要实在不行,也只能等检察院审查起诉了。
“这是最坏的情况,”他说“但是咱们并非完全没有把握。”我能说点什么呢。第二天老贺就往平海跑了一趟,事先没打任何招呼,母亲的事她当然一早就知道,还打电话来怪我认了师父就不要老师了,只是具体她了解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这次到平海,按她的说法,是找找熟人、探探虚实,其他的她不愿说,我自然也不好问。临走,贺芳叮嘱我照顾好奶奶,不要急,潜台词无非是急也没用。
半个月来一直情绪稳定的奶奶这时冷不丁地抹起眼来,浑浊的泪水渗进皱纹里,在灯光下闪着红光,让人没由来地想到夕阳西下的克拉玛依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