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曹与蔡文姬》

;   操视之，乃主薄杨修也。见管行军钱粮，主理赞军械事。操曰：“卿且勿言，容吾思之。”操策马行三里，忽悟省，笑问修曰：“卿试言之。”修曰：“此隐语也。黄绢乃颜色之丝也，色旁搅丝是‘绝’字。幼妇者乃少女也，女旁少字是‘妙’字。外孙者乃女之子也，女旁子字是‘好’字。臼乃受五辛之器也，受旁辛字是‘辞’字。总而言之，乃‘绝妙好辞’之四字也。此伯喈赞美邯郸淳之文，乃绝妙好辞也。”操大惊曰：“正合孤意。”又（援引某译者文）：

    蔡文姬到了邺城，曹操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又把她再嫁给一个屯田都尉董祀。哪儿知道时隔不久，董祀犯了法，被曹操的手下人抓了去，判了死罪，眼看快要执行了。蔡文姬急得不得了，连忙跑到魏王府里去求情。正好曹操在举行宴会。朝廷里的一些公卿大臣、名流学士，都聚集在魏王府里。侍从把蔡文姬求见的情况报告曹操。曹操知道在座的大臣名士中不少人都跟蔡邕相识，就对大家说：“蔡邕的女儿在外流落了多年，这次回来了。今天让她来跟大家见见面，怎么样？”

    大伙儿当然都表示愿意相见。曹操就命令侍从把蔡文姬带进来。蔡文姬披散头发，赤着双脚，一进来就跪在曹操面前，替她丈夫请罪。她的嗓音清脆，话又说得十分伤心。座上有好些人原来是蔡邕的朋友，看到蔡文姬的伤心劲儿，不禁想起蔡邕，感动得连鼻子也酸了。

    曹操听完了她的申诉，说：“你说的情形的确值得同情，但是判罪的文书已经发出去了，有什么办法呢？”蔡文姬苦苦央告说：“大王马房里的马成千上万，手下的武士多得像树林，只要您派出一个武士，一匹快马，把文书追回，董祀就有救了。”

    曹操就亲自批了赦免令，派了一名骑兵追上去，宣布免了董祀的死罪。

    那时候，正是数九寒天。曹操见她穿得单薄，就送给她一顶头巾和一双鞋袜，叫她穿戴起来。

    曹操问她：“听说夫人家有不少书籍文稿，现在还保存着吗？”

    蔡文姬感慨地说：“我父亲生前给我四千多卷书，但是经过大乱，散失得一卷都没留下来。不过我还能背出四百多篇。”

    曹操听她还能背出那么多，就说：“我想派十个人到夫人家，让他们把你背出来的文章记下，你看怎样？”

    蔡文姬说：“用不着。只要大王赏我一些纸笔，我回家就把它写下来。”

    后来，蔡文姬果然把她记住的几百篇文章都默写下来，送给曹操。曹操看了，十分满意。（译者文至此。）

    由此可见，曹蔡之间是很有男女距离的，彼此的尊卑礼节，也绝非故意做作。作为历史小说的三国演义也不过虚构如此，就是很好的例证。

    “文姬归汉”于史有载。其父其女，其人其行，令蔡氏后人引以为荣。曹剧编导者也许为了追求票房利润而不惜违背历史事实，蓄意猎奇，混淆视听，哗众取宠，硬说蔡文姬乃曹“情妇”还编造什么臂烙“曹”字的天方夜谭，不免有辱蔡氏先人，实在令人生气。无怪当今蔡氏有人质问：何不云曹公与乃外祖母、高祖母也有一腿乎？

    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应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怎么可以挖空心思胡编瞎造而贱薄古人呢？历史人物，在教科书中就有比较公正的评价；在人们心中，有的还成为不可磨灭的丰碑。如果随意拿捏其不见经传的所谓风流韵事，令人在情感和心理上都无法接受，那么岂不是大煞风景？由此看来，曹剧的编导们真该很好地去学一学历史！

    再说，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它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然而，曹剧却给人以荒唐、别扭、恶心的感觉。除了写曹蔡之恋不合情理之外，所谓董祀比武战胜吕布等事，也难以令人置信。其创作态度的粗制滥造与郭老蔡剧的精雕细琢相比已大相径庭；其艺术效果的令人不齿与郭老蔡剧的有口皆碑相比更是判若云泥。如此牵强附会的“儿戏”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也罢，而今隆重搬上荧屏，岂不有伤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