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一万两之说,则沈葆桢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桢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
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虽有“官本缓息”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
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葆桢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桢能“轻掷百万库款”吗?
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末“盐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
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桢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又说:“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煞沈葆桢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沈葆桢于光绪三年陈奏饷事,论及提拨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接下来又说:“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欲收买,应照西洋“折旧”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宣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至二十四万六千有奇,国帑高资,势将付之乌有。随经候选道员叶廷春入局经理,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银五十三万二千两,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
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理,亦须大笔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脱身。多方物色,找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春,同意接手,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依照西洋会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一届”这年是第六届。
叶廷春接办后,实事求是,办求节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万两;到第二年会计年度届满,实盈五十三万余两,即是刘坤一所说的“短长并计”
盛宣怀等人的原意是,金蝉脱壳,将叶廷春当作“替死鬼”不过叶廷春居然能将这个烂摊子经理得有声有色,贪念一动,便又设计排挤;叶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怀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奥援,说不定会惹祸上身,因而急流勇通,招商局便又归盛宣怀等人把持了。
刘坤一此奏,事实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怀本万无可免,哪知奏报到京,适逢慈安太后暴崩,这件案子便压了下来,胡雪岩原以为慈安的“大事”一过,会有结果,盛宣怀等人撤职,招商局或者会派他接办。可是他没有想到,盛宣怀另外走了一条路子;同时李鸿章亦正有用他之处,两人一凑,竟得化险为夷。
盛宣怀新走的一条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长春宫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此人本学的皮毛行生意,京师称之为“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莲英的外号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几时赌输了为债主所逼,无可奈何“净身入宫”作为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许多同行、朋友,仍有往来,所以盛宣怀得以找到关系,大事结纳。
至于李鸿章有重用盛宣怀之处是,正在开办电报。早在同治三年,俄国要求自恰克图铺设陆线,直达北京,朝廷断然拒绝,俄国改变计划,采取迂回的办法,先将西伯利亚陆线延伸至海参崴,然后与丹麦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设单心水线三条,一条是海参崴至长崎,一条是长崎至吴淞口外的大戢山岛,又一条是香港至大戢山岛。先后在同治十年完工。大戢山岛已在中国领海之内,但朝廷认为无足轻重,置之不问。
于是大北公司得寸进尺,由大戢山岛沿长江伸一条水线进来,直通上海,在黄浦滩登陆,而且公然设局营业。这一来,俄国经海参崴、长崎而达上海;对于中国的政情、商务、瞬息之间便能传到圣彼得堡。当然欧洲各国,也能经由圣彼得堡的转运,获得同样的便利。
这条名为北钱。大北公司另有一条南钱,由大戢山岛经厦门鼓浪屿而达香港,长九百五十海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槟榔屿以达欧洲。南北两线的电报最初只用洋文,后来发明四个阿拉伯字编组的中文吗,一共七千字,印刷成书,普遍发售,于是,不识洋文的中国人,也能分享电报的便利了。
其次英国亦不甘让大北公司独擅利薮,同治九年由英国公使威妥玛策动英商东方电报公司,自英国设海线经大西洋、红海及印度洋而达印度;再另组大东电报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这条海线经新加坡、越南西贡等处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国申请自香港铺钱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至上海时,却一直未获成议。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黄埔设局营业,大东公司毫不客气地自香港经福州,设海线至上海宝山,再转接至英租界,开张营业。
盛宣怀是早已看出电报这项万里一瞬,恍同晤对的通信利器,必有前途;但在内地架设陆线,颇为不易,最大的障碍是,破坏了人家的风水,一定会发生冲突,即令勉强架设好了,亦会遭人拔杆剪线,所以对此事的进行,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样到了光绪五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因为伊犁交涉,中俄关系大为紧张,除西北以外,东北及朝鲜的情势亦颇为不稳。李鸿章统筹军务全局,看人家有电报之利,掌握军情,占尽先机,未战已先输一着,因而接纳盛宣怀的建议,延聘大北公司的技术人员,架设自大沽口北塘海口炮台起,到天津北洋公所的陆线,试办军报,效果良好。这一来,盛宣怀自然要进一步建议,创设由天津至上海的陆线电报。光绪六年七月,李鸿章上奏:“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陆路则有火轮车,飞行绝迹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玉帛相亲,战则兵戎相见,海围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以迟速悬殊,望尘莫及。”
最明显的实例是,曾纪泽从俄国打回来的电报,到上海只须一天;而上海至北京,由轮船传递,要六、七天,如果海道不通,由陆路驿递,最快也得十天“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反迟十倍。”电报的灵捷,真令人梦想不到。
至于军务上的用途,李鸿章举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的军报为例,说是“号如各营,顷刻响应”这两句话对醇亲王来说,真有莫大的魅力,全力支持李鸿章的要求,亦即是接纳了盛宣怀的策划,决定建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当然是委任盛宣怀负责筹备。
其时他在招商局舞弊的案子,已将发作,盛宣怀看得很清楚,筹办内陆电报一事办成功,可以将功折罪;但必须从速进行,而且要诸端并举,头绪搞得非常复杂,非由他一手经理,换‘个人就无从措手不可,因为那一来即令有了处分,亦不能马上执行。只要一拖下来,等大功告成,李鸿章奏请奖叙,自然可以抵消原有的处分。
因此,盛宣怀首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奉到总办的差委外,立刻到上海聘请丹麦教习,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同时向外洋采买机器,三天一个禀帖;五天一个条陈,把场面搞得非常热闹,至于最要紧的勘察线路,却不妨慢慢进行,他知道这件事很麻烦,不愿一上来便遭遇一片反对的声浪,且等机器买到了,人也训练好了,诸事就绪,就差架线,那时用一道上谕,责成沿路各省督抚实力奉行,自然畅能无阻。
胡雪岩料事,一向总有七八分把握;在他以为盛宣怀这一关就算能过得去“电报总局总办”这个差使,一定不保。哪知这一回的预料,完全落空。
依然是徐用仪那里来的消息,刘坤一的奏折,让慈禧太后塞在抽斗里了。凡是外省的奏折,由各省驻京的“提塘官。,直接送交内奏事处,用黄匣呈送御前——目前是送到长春宫由慈禧太后先看,在软而厚的折子上,用指甲掐出记号,内奏事处的太监看掐痕用朱笔代批,不外乎“知道了”、“该部知道”、“交议”以及请安折子上批一个“安”字之类。凡是重要事件,一定“交议”亦就是交军机,名为处议奏;在第二天一清早发交值班的军机章京,名为“早事”奏折留中“早事”不下,军机处根本不知有此一折,自然也就无从催问,当然也可以假作不知,故意不问;盛宣怀在军机都打点到了,所以绝无人谈论刘坤一有这么一个复奏。
能使得慈禧太后作此釜底抽薪的措施,有人说是李莲英的功劳;但据徐用仪说,却得力于醇王的庇护;而醇王的肯出大力,主要还是盛宣怀那三寸不烂之舌厉害。
由于李莲英的保荐,醇王特地在宣武门内太平湖的府邸接见盛宣怀,原来从光绪皇帝接位以后,醇王是“皇帝本生父”的身分,大家怕他以“太上皇”自居,所以近支亲贵及朝中重臣,都认为他不宜过问政务,投闲置散,只管着神机营,六七年下来,不免静极思动;如今慈安太后驾崩,慈禧太后大权独揽,而恭王当政二十年,已有倦勤的模样,看样子起而代之的日子已不会远。一旦接了军机处,必定同时也接总理衙门,当今政事,最要紧的是洋务,听说盛宣怀在这方面是个难得的人才;又听说电报是最得力的“耳目”究竟如何得力?却还茫然不解,因而听得李鸿章谈起盛宣怀的能干,以及筹办电报总局如何尽心尽力,当即欣然表示:“我很想找他来谈一谈。”
盛宣怀以前虽没有见过醇王,但醇王信任的一个门客“张师爷”却早为盛宣怀所结纳,逢年过节,必有礼物;不一定贵重,但样数很多,而且常常有新奇之物,显得情意殷勤,张师爷对盛宣怀颇有好感,所以在他未见醇王以前,特别关照两点:第一、醇王跟恭王不同,恭王认为中国要跟西洋学,醇王不以为中国人不如洋人。第二、醇王虽然好武,但自己觉得书也读得很好,诗文都不差,所以说话时要当心,千万不能让他觉得人家以为他但明武略,并无文采。
盛宣怀心领神会,想起素有往来的工部尚书翁同齸,身为帝师,与醇王走得很近,常常吟诗唱和,便去抄了些醇王的诗稿来,念熟了好几首,以备“不时之需”
在府中抚松草堂大礼谒见了醇王,自然是站着回话;略略报了履历,静听醇王发问。
“那电报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王爷的话,电报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全靠活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此而已。”
醇王听他能引用岳武穆的话,不免另眼相看,便即问说:“你也读过兵书?”
“在王爷面前,怎么敢说读过兵书?不过英法内犯,文宗显皇帝西狩,忧国忧民,竟致于驾崩。那时如果不是王爷神武,力擒三凶,大局真不堪设想了。”盛宣怀略停一下又说:“那时有血气的人,谁不想湔雪国耻;宣怀也就是在那时候,自不量力,看过一两部兵书。”
所谓“力擒三凶”是指“辛酉政变”时,醇王受密命在热河回銮途中,夜擒肃顺;到京以后,又主持逮捕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那是醇王早年很得意的事,听盛宣怀提到,不由得就面露笑容了。
“宣怀在想,当年英法内犯时,如果也象去年那样,由大沽口到天津架设了电线,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喔,”醇王很注意地问:“你倒说说其中的道理。”“有了电报,就是敌暗我明了。兵贵神速;制胜的要诀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洋人刚刚上岸,两眼漆黑,全靠他的器械精良,往前硬闯。可是他的耳目不灵,就可以智取;譬如他们有多少人?枪炮有多少?打算往哪一路进攻?我们打听好了,发电报过来,就可以在险要之处,部署埋伏,杀他个片甲不回。”
“啊,啊!”醇王不断握拳,仿佛不胜扼腕似的。“僧忠亲王的神武,天上闻名,八里桥那一仗,非战之罪;当时如果有电报,洋人决不能侥幸。”
“我想想。”醇王闭上眼,过了好一会才睁开来“照你的说法,洋人的兵轮来了,如果炮台挡不住,一上了岸,行踪就完全在我掌握之中,简直是寸步难行了?”
“是!王爷真是明见万里。有了电报,不但洋人内犯,寸步难行,就是海口的炮台也挡得住。譬如说,登州到大沽口,沿线如果有电报,就可以把洋人兵轮的方向、大小,还有天气好坏,逐段报了过来,以逸待劳,有备无患,哪里会有挡不住的道理?”
“嗯,嗯。这道理也通。”醇王问道:“电报还有什么用处?”“用处要自己想,中国人的脑筋比洋人好,所以想得到的用处比洋人多,不过利用电报也可以做坏事,所以请王爷千万记住,将来管电报的人,一定要是王爷信得过的亲信。”
“喔,”醇王问道:“怎么能用电报做坏事?。“要防到捏造消息。”盛宣怀说“打仗的时候,谎报军情,是件不得了的事?”
“说得不错,这一层倒真要当心。”醇王又问:“用电报还能做什么坏事?”
“有。”盛宣怀想了一下“我说个笑话给王爷听。”
在他人看是笑话,身历其境的人却是欲哭无泪——数年前有个姓候补道,被派到外国去当参赞,无意间得罪了同僚;一个姓吕的庶务,在使馆经手采买,营私舞弊,为胡参赞在不经意中所揭发,于是公使以此人“水土不服”为理由,奏请调遣回国,仍回原省候补。京中照准的公事一到,吕庶务方知其事,私下打听,才知道是吃了胡参赞的亏,自然恨之入骨。
这姓吕的城府极深,表面声色不动,对胡参赞的态度,一如平时,仿佛根本就不知道他之回国,是由于胡参赞多嘴的缘故,临行之时,问胡参赞是否要带家信?万里重洋,难得有便人回国,使馆同事都托他带家信、带物品;胡参赞如果独成例外,显得彼此倒象有什么芥蒂似的,所以也写了家信,另外还买了两个表,托他顺便带回国去转寄。
姓吕的是捐班知县,原在江苏候补;胡参赞家住吴江,密迩苏州,因此,信上虽写了吴江的地址,并且关照只顺托民信局转递即可,而姓吕的情意殷勤,特为跑了一趟吴江,拜见胡参赞的封翁,大谈异国风光。胡封翁心系远人,得到这些亲切珍贵的信息,自然很高兴,也很感激,写给胡参赞的家信中,对这位“吕公”盛赞不已。姓吕的得暇便去看胡封翁,走动得很勤。胡参赞也常跟姓吕的通信,竟结成了至好。
此人之谋报复,是一开头就打定了主意的,但采取什么手段,却顺看情况,视机会而定。不过他也深知情况愈了解,机会就愈容易找的道理;认为只要常去胡家,熟悉了全家上下,就一定会有机会。果然,机会来了。
这机会其实也就是利用他所了解的情况,胡封翁在家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全家亦无不重视“老太爷”的一言一动,有一次胡封翁“发痧”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已闹得天翻地覆。姓吕的看在眼里,不由得在肚子里做功夫。几经考虑,定下了一计,只是要等,等胡封翁生病。
两年前的夏天,天时不正,疫疠流行,胡家病倒了好几个人,胡封翁并未感染时疫,只是年纪大了,看家有病人,且不只一个,内心不免抑郁,因而眠食不安精神大不如前。姓吕的便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胡参赞,细述胡封翁的颓唐老境,却又劝慰胡参赞“为国宣劳,自有天助”;全家孝顺,对老人照顾得极周到,何况还有朋友在,缓急之济,必当全力相助;胡参赞大可放心。
估量这封信已寄到了胡参赞手里,同时判断胡参赞亦已接到家信,所述胡封翁的情形,跟他的话绝无矛盾时,他发了一个电报,只有八个字:“老伯病故,速定行止。”胡参赞自然深信不疑,所谓“速定行止”意思是催他回来奔丧。胡参赞便向公使陈明;公使电奏:参赞丁忧,请予开缺;并声明派何人代理参赞的职务。哪知电奏到达上海之日,姓吕的又发了一个电报,更正前电。
可是已经奏了丁忧开缺,却无法更正。胡参赞吃了一个哑巴亏,只有请公使备文呈报总理衙门,转咨吏部备案,否则将来到了胡封翁寿终正寝时,胡参赞连发丧守制都不能,那才真的成了空前绝后的笑话。
醇王由于这个笑话的启发,想到了许多事该敬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电报亦是如此,非得托付给很妥当的人不可;否则机密容易外泄。”他说:“疆臣窥探朝廷意旨,尚且不可,何况廷寄未到,已先有所知,得以事先弥缝,那一来朝廷的号令不行,国将不国,太可怕了。”
听得这话,盛宣怀以言多必失自警;同时觉得有消除醇王的恐惧,只让他想到电报的好处的必要。
于是他略想一想答说:“王爷想得深、想得透,不是我们知识浅薄的人所能及。不过由王爷的开示,宣怀倒想起西洋的一个法子,不知道有用没有用?”
“什么法子?”
“就是密码。”盛宣怀答说:“现在汉字的电报,每个字四码,有现成的书,照码泽字,那是明码,如果事先约定,码子怎么拿它变化一下,譬如加多少码,或者减多少码,只有彼此知道,机密就不容易外泄了。”
原来还有这个法子,醇王问道:“这个加码、减码的法子,是不是跟‘套格’差不多了?”
“比‘套格’方便得多了。”
所谓“套格”是挖出若干空格的一张厚纸。使用的方法是,通信双方预先约定,用多大的纸、每页几行、每行几字;其次是看用那种套格,挖空的位置在何处?然后就要花心思了,犹如科场考试的“关节”那样,把要说的一两句话,嵌在一大篇不相干的废话之中。收信的人,将套格在原信上一覆,空格中露出来的字,连缀成文,就是对方要说的话。“套格”确有保密的功效,但用起来很不方便,第一,必得肚里有墨水,嵌字贵乎嵌得很自然,不用套格绝不知其中的奥妙;第二,是不能畅所欲言,数百言的一封长函中,也许只说得五六句话。
“比较起来,加码、减吗就方便得太多了。”盛宣怀又说“还有一层,套格一定要预先做知好,送交对方;加码减码,只要先有一句话的约定,可以做成好多密码本,当然头两个字要用明码,不然对方就不知道要用哪一个密码本了。”
“这话我不大懂。”盛宣怀字杏荪,醇王很客气地称他“杏翁,请你说清楚一点儿。”
“是,譬如说吧,王爷交代我‘天地玄黄’四个密码本——实际上是交代一句话,‘天’字减一百二;‘地’字减三百三;到得王爷给我密码时,头两个明码是‘地密’,我就知道,下面所有的数码都要减三百三十,原码一千五百八十九。其实是一千二百五十九;找到这个码字的字,才是王爷要用的字。”“那么,旁人只要知道了加减多少,密码不就不密了吗?”“是,是!王爷一语破的。”盛宣怀答说:“所以最保密的办法,就是自己编一本密码本;不按部首,随意乱编。这个密码本一样也可以加减数码,密上加密,就更保险了。
接着盛宣怀又讲了许多使用电报的方法与诀窍,譬如象“洪状元”——洪钧发明的韵目代日,配合十二地支,用两个字来表明月日,如“寅东”就是正月初一,正月建寅,东为“一东”;当然也可以再加上时辰“寅东寅”为正月初一寅时,第二个寅字与第一个寅字的用法不同,一望而知,不会弄错。“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醇王完全为电报着迷了“杏翁,”他说:“你能不能把电报怎么发、怎么收,演练给我看看?”
王爷怎么说‘能不能’”王爷吩咐,宣怀自然遵办,不过先得预备预备。”
“要预备多少日子?”
看他迫不及待的模样,盛宣怀计算了一下,允以五日为期。辞出王府,立即遣派专人到天津,调了两名电报学堂的教习,带同得力学生及工匠,运用收发报机、发电机之类,在醇王府中,临时架线,布置妥当,恰好是第五天自设的限期。
醇王府的范围很广,花园题名“适园“,正厅名为“颐寿堂”是恭王所题;内悬同治皇帝御笔“宣德七德”的匾额。这是极严肃的所在,堂前立有“神杵”不便再设电杆;所以在颐寿堂后拉线,一端通往堂东的风月双清楼,一端通往抚松草堂。醇王自己在风月双清楼写了一通很长的电码交发;盛宣怀亲自在抚松草堂照料,收到电码,交由两名学生分译。
这两个学生程度很不坏,电码更是熟得不须翻书,便能识字,一个念、一个写;盛宣怀站在他们身后细看,只见写的是:“京华盛冠盖,车马纷长衢,十日黄尘中,女足女足意不舒,何期朝事繁,忽见林壑疏,朱邸开名园,别在城西隅,东风二三月,杂花千万株,俯檐弄嘉禽,出沼窥文鱼,追陪竟日夕暂欲忘簪裾,此少荃相国春日游适园诗也。即录送风月双清楼。九思堂主人。”
“少荃相国”指李鸿章“九思堂主人”是醇王的别署,都容易明白,然而“女足女足意不舒”这句诗竟不成话说了。盛宣怀便指着字面问:“这是不是错了?”
“不错。”
“可是意思不通。”
笔录的那学生想了一下,将“女足女足”四字涂去,另写了“s*s*”二字,盛宣怀恍然大悟,六千八百九十九字的“电报新书”中,并无“s*”字;所以醇王用测字法,写成“女足”
这是不得已,但也是情理中的一个小小变通办法。醇王对于自己初次使用电报,遇到难题,而能应变,且为人所接受,证明他的变通办法是行得通的这一点,非常得意。同时电报在他的感觉中,不仅是可靠的,也是可亲的了。
这使他记起许多往事,有些得自传闻,有些则是亲身的经历。清宫中对秘密通讯的方法,一向重视,尤其是在得失荣辱,甚至生死存亡,决于俄顷的紧要关头,能够运用独特的秘密通信方法,或者知患未然,或者求得外援,那出入是太大了。
在他的记忆中,早年听说过康熙末年夺嫡的许多故事,有的使用“矾书”;有的用罗马字代替满州话的“字头”来拼音“九阿哥”胤的门客中,有一个是“东正教”的教士,因而发明了用俄文拼音来表达满州话,传递反抗雍正的信息,虽为雍正截获了,却不知说些什么?因而胤所部署的“造反”的策略,始终是个谜。
醇王亲身所经历的是“辛酉政变”那时肃顺等人将两宫太后与诸王隔离开来,尤其是对恭王,监视更严;以致于不得已用太监安德海使一条苦肉计,伪装他犯了严重的过失,痛责一顿板子,打发回京,实际上是携带两宫太后的密旨,面交恭王。如果当时有电报,能用密码通信,调遣神机营到热河“勤王”可以堂而皇之地逮捕“三凶”根本就不必他半夜里带人到旅舍,将肃顺从他的姨太太身边拉起来那种有欠光明磊落的手段。
就这样,由于醇王直接向慈禧太后进言,说盛宣怀目前总办电报局的差使,极其要紧,且亦无人替代,不宜对他有所处分。而况就算他有过失,能将电报办好了。亦足以将功折罪。同时李莲英亦一再说盛宣怀如何有良心,一定会感恩图报;如何能干,可资以为耳目,终于使得慈禧太后决定将刘坤一的奏折“留中不发”只是由总理衙门给了北洋一道咨文,饬令盛宣怀不得干预招商局局务。
获知了这些内幕,胡雪岩在内心中激起了很大的波澜。数年以来,他虽看出盛宣怀机诈百出,不是个好惹的人,但总觉得此人还不成气候,无需过虑,而此刻他觉得遇到了一个劲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