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秦国的鄙野之人与他相距也太远了。
楚国人与吴国人将要作战,楚国军队人少,吴国军队人多。楚国将军子囊说:“我国与吴国人作战,必定失败。让君主的军队失败,让君主的名声受辱,使国家的土地受损失,忠臣不忍心这样做。”没有向楚王禀告就跑回来了。到了郊外,派人向楚王禀告说;“我请求被处死。”楚王说:“将军你跑回来,是认为这样做有利啊。现在确实有利,将军你为什么要死呢?”子翼说;“跑回来的如果不加惩处,那么后世当君主将领的人,都会借口作战不利而效法我逃跑。达样,那么楚国最终就会被天下的诸侯挫败。”于是就用剑自杀而死。楚王说:“让我成全他的道义。”就给他做了三寸厚的桐木棺表示惩处,把斧子砧子等刑具放在棺上表示处以死刑。君主的弊病是,保存住国家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保存住,丧失掉国家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丧失掉。这就是保存住国家与丧失掉国家的情况频繁出现的原因。郼、岐的扩大,各国的归顺,由此就产生了。楚国成为国家已经四十二代了,曾经有过灵王被迫在干溪自缢而死、白公胜杀死子西子旗攻陷楚都那样的祸乱,曾经有过郑袖、州侯帮楚王行邪僻的事情,可是如今仍然是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这大概就是因为它经常有象子囊那样的臣子吧!子囊的气节,不只是磨砺一代的臣子啊!
楚昭王时,有个贤士名叫石渚。他为人公正无私,昭王让他治理政事。有个在道上杀人的人,石渚去追赶这个人,原来是他父亲。他掉转车子返回来,站在朝廷上说:“杀人的人是我父亲。对父亲施刑法,我不忍心偏袒有罪之人,废弃国家刑法,这不可以。执法有失要受惩处,这是臣子应遵守的道义。”于是就趴伏在刑具上,请求在昭王面前受死。昭王说:“追赶杀人的人没有追上,哪里一定要受惩处呢?你重新担任职务吧。”石渚说:“不偏爱自己的父亲,不可以叫做孝子,侍奉君主而违法曲断,不可以叫做忠臣。您命令赦免我,这是君主的恩惠,不教废弃刑法,这是臣子的操行。”他不让拿掉刑具,在昭王朝廷上自刎而死。按照公正的刑法,违法必定处死,父亲犯法,自己不忍心处以死刑,君主教免了自己,却不肯接受赦免。石渚作为臣子,可以说是又忠又孝了。
上德
治理天下和国家,莫过于用德,莫过于行义。用德用义,不靠赏赐人民就会努力向善,不靠刑罚邪恶就能制止。这是神农、黄帝的政治。用德用义,那么四海的广大,长江黄河的流水,都不能抵御,华山的高大,会稽山的险峻,都不能阻挡,阖庐的教化,孙武、吴起的军队,都不能抵挡。所以古代称王的人,他们的道德布满天地之间,充满四海之内,东西南北,一直到达日月所能照耀刊的地方。他们的道德象天一样覆盖万物,象地一样承载万物,无论对喜爱的还是厌恶的,都不藏匿其道德。他们恬淡质朴,处事公正,小民们也都随之公正,小民与王一起公正处事,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叫做顺应了天性。王的教化改变了小民的面貌和习俗,小民自己却不知道受了教化,这就叫做顺应了人情。所以古代的人,他们自身隐没了,可是功绩却卓著,他们本身死了,可是名声却显扬。他们的主张畅通,教化大行。他们给天下人带来利益,可是人民并不能察觉到。哪里一定要用严刑厚赏呢?严刑厚赏,这是衰落社会的政治。
三苗不归服,禹请求攻打它,舜说“用德政就可以了。”实行德政三年,三苗就归服了。孔子听到了这件事,说:“通晓了德教的实质,那么孟门、太行山都算不得险峻了。所以说德教的迅速,比用驿车传递命令还快。”周代的朝堂把金属乐器和器物摆在后边,这是用来表示先行德教后用武力啊。舜大概就是这样做的吧,他不轻易动用武力的精神流传到周代了。
晋献公为了丽姬的缘故而疏远了太子。太子申生住在曲沃,公子重耳住在蒲城,公子夷吾住在屈邑。丽姬对太子说:“前几天夜里君主梦见了姜氏。”太子就祭祀姜氏,并把食品奉献给献公,丽姬用毒食替换了膳食。献公要吃膳食,丽姬说:“膳食从远处进来的,请让人先尝尝。”让人尝,人死了,让狗吃,狗死了。所以要杀死太子。太子不肯为自己申辩,说;“君主如果没有丽姬,睡觉就不安稳,吃饭就不香甜。”于是就用剑自杀了。公子夷吾从屈邑逃到粱国。公子重耳从蒲城逃到翟。离开翟,经过卫国,卫文公不以礼相待。经过五鹿,到了齐国,正赶上齐桓公死了.又离开齐国到了曹国,曹共公想看看他紧紧相连的肋骨,就让他脱了衣服去捕池里的鱼。离开曹国,经过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到了郑国,郑文公不尊重他,被瞻劝告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会永远困厄。现在晋公子随行的人,都是贤德之人。您不以礼相待,不如杀了他。”郑国君主不听从他的劝告。离开郑国,到了楚国,楚成王对他很不敬。离开楚国,到了秦国,秦穆公把他进回晋国。重耳即位以后,发兵攻打郑国,索取被瞻。被瞻对郑国君主说:“不如把我交给晋国。”郑国君主说:“这是我的过错。”被瞻说;“杀死我从而使国家免于灾难,我愿意这样做。”被瞻到了晋国军队里,晋文公要煮死他,被瞻抓住大锅喊遭:“三军的兵士都听我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忠于自己的君主了,忠子自己君主的人将被煮死。”文公向他道歉,撤回了军队,让被瞻回到了郑国。被瞻忠于自己的君主,因而君主避免了晋国的祸患;他在郑国按义的原则行事,因而受到了晋文公的喜欢。所以义带来的利益太大了。
墨家学派的钜子孟胜,与楚国的阳城君友好。阳城君让他守卫自己的食邑,剖分开璜玉作为符信,与他约定说:“合符以后才能听从命令。”楚王死了,大臣们攻打吴起,在停丧的地方动起了兵器,阳城君参与了这件事。楚国治罪这些大臣,阳城君逃走了。楚国要收回他的食邑。孟胜说;“我接受了人家的食邑,与人家有符信为凭证。现在没有见到符信,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能禁止楚国收回食邑,不能为此而死,是不行的。”他的学生徐弱劝阻他说:“死了如果对阳城君有好处,那么为此而死是可以的,如果对阳城君没有好处,却使墨家在社会上断绝了,这不可以。”孟胜说;“不对。我对于阳城君来说,不是老师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臣子。如果不为此而死,从今以后,寻求严师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贤友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良臣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为此而死,正是为了实行墨家的道义从而使墨家的事业得以继续啊!我将把钜子的职务托付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于是贤德的人,哪里用得若担心墨家在社会上断绝呢?”徐弱说:“象先生您说的这样,那我请求先死以便扫清道路。”转过身去在孟胜之前刎颈而死。孟胜于是就派两个人把钜子的职务传给田襄子。孟胜死了,学生们为他殉死的有一百八十人。那两个人把孟胜的命令传达绐田襄子,想返回去在楚国为孟胜殉死,田襄子制止他们说:“孟于已把钜子的职务传给我了,你们应当听我的。两个人终于返回去为孟胜殉死。墨家认为不听从自己的钜子的话就是不知墨家之义。严刑厚赏,不足以达到这样的地步。现在社会上谈到治理天下国家,大都认为要用严刑厚赏,这就是古代所认为的以繁烦苛酷为明察啊。
用民
大凡使用人民,最上等的是用义,其次是用赏罚。义如果不足以让人民效死,赏罚如果不足以让人民去恶向善,这样却能使用自己人民的,从古到今都没有。人民并不永远被使用,也不永远不被使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人民才可以被使用。阖庐用兵,不超过三万。吴起用兵,不超过五万。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它们用兵比三万五万还多,可是如今对外不可以御敌,对内不可以保国,它们的人民并不是不可以使用,只是没有掌握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没有掌握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国家即使很大,形势即使很有利,士兵即使很多,有什么益处?古代有很多享有天下可是最后却遭到灭亡的,就是因为人民不被他们使用啊。使用人民的道理,不可不详尽了解。
剑不会自己凭空砍断东西,车不会自己行走,是有人让它们这样的。播种麦子就收获麦子,播种糜子就收获糜子,人们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使用人民也有播什么种子的问题,不考察播下什么种子,却要求人民被使用,没有比这更胡涂的了。
在禹那个时代,天下有上万个诸侯国,到汤那个时代有三千多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现在没有存在的了,都是因为不能使用自己的人民啊。人民不受使用,是因为赏罚不能兑现。汤、武王凭惜的是夏朝、商朝的人民,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管忡、商鞅也是凭借的齐国、秦国的人民,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人民被使用是有原因的,懂得了这原因,人民就会听凭使用了。使用人民也有纲,一举起纲来,万目都随之张开。成为人民的纲的是什么呢?是希望和厌恶。希望什么厌恶什么?希望荣耀利益,厌恶耻辱祸害。耻辱祸害是用来实现惩罚的,荣耀利益是用来实现赏赐的。赏赐惩罚都能实现,那人民就没有不被使用的了。阖庐在五湖检验他的人民,剑都刺到了肩头,血流遍地,几乎都不能制止人民前进。勾践在寝官着火时检验他的人民,人民争着赴汤蹈火,死的人有一千多,赶紧鸣金才能让人民后退。这是因为赏罚都能兑现。莫邪那样的良剑不因为勇敢的人与怯懦的人而改变锋利的程度,勇敢的人靠了它更加灵巧,怯懦的人靠了它更加笨拙,这是由于他们善于使用或不善于使用造成的。
夙沙国的人民,自己杀死自己的君主来归附神农。密须国的人民,自己捆上自己的君主来归附周文王。汤、武王不只是能他用自己的人民,还能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人民。能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人民,国家即使小,士兵即使少,功名仍然可以建立。古代有很多由平民而平定天下的人,这是因为他们都能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民啊。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民这种心思,是不可不考察清楚的根本啊。夏,商、周三代的法则没有别的,就是把信用作为准绳。
宋国有个赶路的人,他的马不肯前进,就杀死它把它扔到溪水里。又重新赶路,他的马不肯前进,又杀死它把它扔到溪水里。这样反复了三次。即使是造父对马村立威严的方法,也不过如此。那个宋国人没有学到造父驭马的方法,却仅仅学到了威严,这对于驾驭马没有什么好处。君主当中那些不贤德的人,与此相似。他们没有学到当君主的方法,却仅仅学到很多当君主的威严。威严越多,人民越不被使用。亡国的君主,大都凭着威严使用人民。所以威严不可以没有,也不足以专门依仗。这就譬如盐对于味道一样,凡是使用盐,一定要有凭借的东西。用量不适度,就毁坏了所凭借的东西,因而就不可食用了。威严也是这样,一定要有所凭借,然后才可以施以威严。凭借什么?凭借爱和利。爱和利的心被人晓喻了,威严才可以施行。威严太过分了,那爱和利的心就会消失。爱和利的心消失了,却只是厉行威严,自身必定遭殃。这就是夏、商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君主有利有势,能决定官吏的等级。处于决定官吏等级的地位,掌握着利益和权势,君主对这种情况不可不审察清楚。不须刑罚禁止就能禁止人们为非的,大概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达个道理才能做到吧。
适威
先王役使自己的百姓,就象驾驭好马一样,让马拉着轻载,手里拿着马鞭,马想尽情跑也办不到,所以能达到千里远的地方。善于役使自己的百姓的人也是这样。百姓日夜祈求被使用可是却不能够被使用,如果能够被君主使用,百姓为君主奔走,就象积水从万丈深的溪中决口冲出来,谁又能阻挡得住呢?
周书上说;“百姓,善待他们,他们就和君主友好,不善待他们,他们就和君主成为仇人。”有很多仇人,就不如没有好。周厉王是天子,他有很多仇人,所以被放逐到彘,灾祸连累到子孙,如果没有召公虎,就断绝了后嗣。现世上的君主,大都想使自己百姓众多,却不知道善待百姓,这只是使仇人增多啊。不善待百姓,就不能得到百姓拥护。得到百姓拥护,必须让百姓从内心里拥护,这就是所说的爱戴了。只占有百姓的躯体不能叫做得到了百姓拥护。舜是平民,却占有了天下。桀是天子,却不得安居其位。这些都是从能否得民心这里产生出来的。得失民心的道理,不可不认真审察。汤、武王精通达个道理,所以功成名就。
古代当君主的人,用仁和义治理百蛀,用爱和利使百姓安定,用忠和信引导百姓,致力于为民除害,想着为民造福。所以百姓对于君主来说,就象把玺印打在封泥上一样,用方形的按压就成为方形的,用圆形的按压就成为圆形的,就象把五谷种在土地上一样,收获的果实必定与种子同类,而且能成百倍地增长。这就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原因。他们自己虽然去世了,可是后世蒙受他们的教化如同神灵一般,这是因为他们对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实行的准则经过认真审察。
魏武侯当中山君的时候,向李克问道:“吴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李克回答说:“是因为屡战屡胜。”武侯说:“屡战屡胜,这是国家的福分,它却偏偏因此灭亡,是什么原因呢?”李克回答说“多次作战百姓就疲惫,多次胜利君主就骄傲。用骄傲的君主役使疲惫的百姓,选样国家却不灭亡的,天下太少了。骄傲就会放纵,放纵就会用尽所欲之物,疲惫就会怨恨,怨恨就会用尽巧诈之心。君主和百姓都达到极点,吴国被灭亡还算晚了呢。这就是夫差之所以在干隧自刎的原因。
东野稷在庄公面前表演自己的驾车技术,前进后退都符合规则,左转右转都台乎规矩。庄公说:“好。”认为造父也不能超过他。又让他的马绕一百个圈之后再回来。过了一会儿,颜阖来谒见庄公,庄公说。“你遇到东野稷了吗?”颜阖回答说:“是的,我遇到了他。他的马一定要累坏。”庄公说;“怎么会累坏呢?”过了一会儿,东野稷把马累坏回来了。庄公召米颜阖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他的马要累坏呢?”颜阖回答说:“前进后退部符合规则,左转右转都合乎规矩,造父驾车的技术都无法超过他了。刚才我遇到他,他还在无止境地要求自己的马,我因此知道他的马要累坏。”
所以,混乱的国家役使自己的百姓,不了解人的本性,不反求人的常情。频繁地制订教令,而对人们不能掌握却加以责备,屡次下达命令,而对人们不能听从却加以非难,制造巨大的危难,而对人们不敢迎难而上却加以治罪;把任务弄得十分繁重,而对人们不能胜任却加以惩罚。百姓前进就希望得到赏赐,后退就害怕受到惩处,当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时,就会做虚假的事了。做虚假的事,君主知道了,跟着又加以惩处。这样就是因为畏罪而获罪。君主和百姓相互仇恨,就由此产生了。
所以,礼节繁琐就不庄重,事情繁琐就不能成功,命令严苛就不被听从,禁令多了就行不通。桀、纣的禁令不可胜数,所以百姓因此而背叛,他们自己也被杀死,这是因为他们过分到极点了。子阳喜好严厉,每个人犯了过失弄断了弓,担心一定会被杀死,于是就乘追赶疯狗之机杀死了子阳,这是因为他过分到极点了。周鼎上铸有窃曲形的花纹,花纹很长,上下都是弯曲的,以此表明过分到极点的害处。
为欲
假使人们没有欲望,君主即使贤明,还是不能使用他们。没有欲望的人,他们看待当天子,跟当奴仆相同,他们看待享有天下,跟没有立锥之地相同,他们看待当个彭祖那样长寿的人,跟当个夭折的孩子相同。天子是最尊贵的了,天下是最富饶的了,彭祖是最长寿的了,如果没有欲望,那么这三种情况都不足以鼓励人们,奴仆是最低贱的了,没有立锥之地是最贫穷的了,夭折的孩子是最短命的了,如果没有欲望,那么这三种情况都不足以禁止人们。如果有一种欲望,那向北到大夏,向南到北户,向西刮三危,向东到扶桑,人们就都不敢作乱了,迎着闪光的刀,冒着飞来的箭,奔赴水火之中,人们也不敢后退,清早就起身,致力于耕种,受人雇佣,从事繁杂劳昔的耕作,也不敢休息。所以,欲望多的人,可以使用的地方也就多,欲望少的人,可以使用的地方也就少,没有欲望的人,就不可以使用了。人们的欲望即使很多,可是君主没有恰当的方法役使他们,人们虽然得到了自己的欲望,还是不可以使用。让人们得到欲望的方法,不可不审察清楚。
善于当君主的人,能够让人们无穷无尽地得到欲望,所以人们也就可以无穷无尽地被役使。言语、风俗,习惯与华夏都不同的蛮夷之国,他们的衣服、帽子、衣带,房屋、住处,车船、器物,声音、颜色、饮食,都与华夏不同,但是他们为欲望所驱使却与华夏是一样的。三王不能改变这种情况,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能成就功业,这是因为顺应了人们的天性,桀、纣不能背离这种情况,不能背离这种情况而国家遭到灭亡,这是因为违背了人们的天性。违背了天性可是却还不知道,这是因为沉溺在习俗中了。长期沉弱在习俗中而不能自拔,那就变成自己的习性了。本性与非本性不同,这是不可不认真分辨清楚的。不懂得让人们得到欲望的方法的人,怎么能去掉非本性的东西呢?没有办法去掉非本性的东西,那么欲望就不会正当了。欲望不正当,用它来治理自身就会夭折,用它来治理国家就会亡国。所以古代的圣贤君主,审察并顺应人们的天性,以便满足人们的欲望,那么人们就没有不听从命令的了,功业就没有不建立的了。圣贤的君王执守根本,四方部族都来归服,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执守根本的人是最尊贵的,最尊贵的人没有对手。圣贤的君主立身于没有对手的境地,所以人们的命运就都依附于他们了。
一群狗相互呆在一起,都安安静静地无所争夺。把烤熟的鸡扔给它们,就相互争夺了。有的被咬折了骨,有的被咬断了筋,这是因为存在着争夺的条件。存在着争夺的条件,就争夺,不存在争夺的条件,就不争夺。不存在争夺的条件却相互争夺,所有的国家没有任何一国有这样的事。
凡是安定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做符合道义的事,混乱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傲不符合道义的事。强大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乐于为君主所使用,弱小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不为君主所使用。争着做符合道义的事、争着为君主所使用与争着做不符合道义的事、争着不为君主所使用,这两种情况带来的祸和福,天都不能覆盖住,地都不能承载起。
晋文公攻打原国,与士兵约定七天为期。过了七天可是原国却不投降,文公就命令离开。将士们说:“原国就要投降了。”军官们都请求等待一下,文公说:“信用是国家的珍宝。得到原国失掉珍宝,我不这样做。”终于离开了。第二年,又攻打原国,与士兵约定一定得到原国然后才返回。原国人听到这约定,于是就投降了。卫国人听到过件事,认为文公的信用真是达到极点了,就归顺了文公。所以人们说的“攻打原国同时得到了卫国”指的就是这个。文公并不是不想得到原国,以不守信用为代价得到原国,不如不得到。一定要靠诚信来得到:归顺的不仅仅是卫国啊,文公可以说是懂得如何实现自己的欲望了。
贵信
凡是君主一定要诚信,诚信了再诚信,谁能不亲附呢?所以周书上说:“诚信啊!诚信啊!”这是说如果不诚信,那么所有的事情都不能成功。因此,诚信所产生的功效太大了。诚信树立了,那么虚假的话就可以鉴别了。虚假的话可以鉴别,那么整个天下就都成为自己的了。诚信所达到的地方,就都能够控制了。能够控制却不加以利用,仍然会为他人所有,能够控制而又加以利用,才会为自己所有。为自己所有,那么天地间的事物就全都为自己所用了。君主有知道这个道理的,那他很快就能称王了,臣子如有知道这个道理的,就可以当帝王的辅佐了。
天的运行不遵循规律,就不能形成岁时;地的运行不遵循规律,草木就不能长大。春天的特征是风,风不能按时到来,花就不能盛开,花不能盛开,那么果实就不能生长。夏天的特征是炎热,炎热不能按时到来,土地就不肥沃,土地不肥沃,那么植物生长成熟的情况就不好.秋天的特征是雨,雨不能按时降下,谷粒就不坚实饱满?谷粒不坚实饱满,那么五谷就不能成熟。冬天的特征是寒冷,寒冷不能按时到来,地冻得就不坚固,地冻得不坚固,那么就不能冻开裂缝。天地如此之大,四时如此变化,尚且不能以不遵循规律生成万物,更何况人事呢?
君臣不诚信,那百姓就会批评指责,国家就不得安宁。当官不诚信,那年轻的就不敬畏年长昀,地位尊贵的和地位低下的就会互相轻视。赏罚不诚信,那么百姓就会轻易地犯法,不可以役使。结交朋友不诚信,那么就会离散怨恨,不能互相亲近。各种工匠不诚信,那么制造器物就会粗劣作假,丹和漆等颜料就不纯正。可以跟它一块开始可以跟它一块终止,可以跟它一块尊贵显达,可以跟它一块卑微穷困的,大概只有诚信吧!诚信了再诚信,诚信重叠于身,就能与天意相通。靠这个来治理人,那么滋润涡大地的雨水和甜美的露水就会降下来,寒暑四季就会得当了。
齐桓公攻打鲁国冒。鲁国人不敢轻率作战,离鲁国都城五十里封土为界。鲁国请求象齐国的封邑大臣一样服从齐国,桓公答应了。曹翙对鲁庄公说;“您是愿意死而又死呢,还是愿意生而又生?”庄公说;“你说的是什幺意思呢?”曹翙说:“您听从我的话,国土必定广大,您自身必定安乐,这就是生而又生,若不听从我的话,国家必定灭亡,您自身必定遭到危险耻辱,这就是死而又死。”庄公说;“我愿意听从你的话。”于是第二天将要盟会时,庄公与曹翙都怀揣着剑到了盟会的土坛上。庄公左手抓住桓公,右手抽出剑来指向自己,说:“鲁国都城本来离边境几百里。如今离边境只有五十里,反正也无法生存了。削减领土不能生存与跟你拼命同样是死,让我死在您而前。”管仲、鲍叔要上去,曹翙手接着剑站在两阶之上说。“两位君主将另作商量,谁都不许上去。”庄公说:“在汶水封土为界就可以,不然的话就请求一死。”管仲对桓公说:“是用领土保卫君主,不是用君主保卫领土。您还是答应了吧!”于是终于在汶水之南封士为界,跟鲁国订立丁盟约。桓公回国以后想不还给鲁国土地,管仲说:“不可以。人家只是要劫持您,并不想跟您订立盟约,可是您却不知道,这不能说是聪明,面对危难却不能不受人家胁迫,这不能说是勇敢,答应了人家却不还给人家土地,这不能算作诚信。不聪明、不勇敢、不诚信,有这三种行为的,不可以建立功名。还给它土地,这样虽说失去了土地,也还能得到.诚信的名声。用四百里土地就在天下人面前显示出诚信来,您还是舍算的。”庄公是仇人,曹翙是敌人,对仇人敌人都讲诚信,更何况对不是仇人敌人的人呢?桓公多次盟会诸侯而能成功,使天下一切都得到匡正而天下能听从,就由此产生出来了。管仲可以说是能因势利导了。他把耻辱变成光荣,把困窘变成通达。虽说前边有所失,不过可以说后来有所得了。事情本来就不可能十全十美啊。
举难
用十全十美的标准举荐人必然很难,这是事物的实情。有人用不爱儿子的名声诋毁尧,用不孝顺父亲的称号诋毁舜,用内心贪图帝位来诋毁禹,用谋划放逐、杀死君主来诋毁汤、武王,用侵吞掠夺别国来诋毁五霸。由此看来,事物怎么能十全十美呢?所以,君子要求别人按照一般的标准,要求自己按照义的标准。按照一般的标准要求别人就容易得到满足,容易得到满足就能受别人民拥护,按照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就难以做错事,难做错事行为就严正。所以他们承担天地间的重任还游刃有余。不贤德的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要求别人按照义的标准,要求自己按照一般的标准。按照义的标准要求别人就难以满足,难以满足就连最亲近的人也会失去;按照一般的标准要求自己就容易做到,容易做到行为就苟且。所以天下如此之大他们却不能容身,自己召致危险,国家召致灭亡。这就是桀、纣、周幽王、周厉王的所作所为啊。一尺长的树木必定有节结,一寸大的玉石必定有瑕疵。先王知道事物不可能十全十美,所以对事物的选择只看重其长处。
季孙氏把持公室政权,孔子想晓之以理,但这样就会被疏远,于是就去接受他的衣食,以便向他进言。鲁国人因此都责备孔子。孔子说:“龙在清澈的水里吃东西,在清澈的水里游动,螭在清澈的水里吃东西,在浑浊的水里游动,鱼茌浑浊的水里吃东西,在浑浊的水里游动。现在我往上赶不上龙,往下不象鱼那样,我大概象螭一样吧!”那些想建立功业的人,哪能处处都合乎规则呢?援救溺水之人的人要沾湿衣服,追赶逃跑之人的人要奔跑。
魏文侯的弟弟名叫季成,朋友名叫翟璜。文侯想让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当相,可是不能决断,就询问李克,李克回答说;“您想立相,那么看看乐腾与王孙苟端哪一个好些就可以了。文侯说:“好。”文侯认为王孙苟端不好,而他是翟璜举荐的,认为乐腾好,而他是季成举荐的。所以就让季成当了相。凡是言沦被君主听从的人,谈论别人不可不慎重。季成是弟弟,翟璜是明友,而文侯尚且不能了解,又怎么能够了解乐腾与王孙苟端呢?对疏远低贱的人却了解,对亲近熟悉的人却不了解,没有这样的道理。没有这样的道理却要以此决断相位,这就措了。李克同答文侯的话也错了。他们虽然都错了,但是就如同金和木一样,金虽然软,但还是此木碣。
孟尝君向白圭问道:“魏文侯名声超过了齐桓公,可是功业却赶不上五霸,这是为什幺呢?”白圭回答说;“文侯以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敬重段干木,这就是他的名声超过桓公的原因。选择相的时候说‘季成与翟璜哪一个可以’,这就是他的功业赶不上五霸的原因。相是百官之长。选择时要从众人中挑选。现在选择相却离不开那两个人,这跟桓公任用自己的仇人管仲为相相差太远了。况且以师友为相,是为了公利,以亲属宠爱的人为相,是为了私利。把私利放在公利之上,这是衰微国家的政治。然而他的名声却显赫荣耀,这是因为有三位贤士辅佐他。
宁戚想向齐桓公谋求官职,但处境穷困,没有办法使自己得到举荐,于是就给商人赶着装载货物的车子到了齐国,傍晚住往城门外。桓公到郊外迎客,夜里打开城门,让装载货物的车子躲开,火把很明亮,跟随的人很多。宁戚在车下喂牛,望见桓公,心里很悲伤,就敲着牛角大声唱起歌来。桓公听到歌声,抚摸着自己车夫的手说:“真是与众不同啊!这个唱歌的不是一般人!就命令副车载着他。桓公回去,到了朝廷里,跟随的人请示桓公如何安置宁戚。桓公赐给他衣服帽子,准备召见他。宁戚见到桓公,用如何治理国家的话劝说桓公。第二天又碍见恒公,用如何治理天下的话劝说桓公。桓公非常高兴,准备任用他。臣子们劝谏说:“这个客人是卫国人。卫国离齐国不远,您不如去询问一下。如果确实是贤德的人,再任用他也不晚。”桓公说:“不是这样。去询问,担心他有小毛病。因为人家的小毛病,丢掉人家的大优点,这是君主失掉天下杰出人才的原因。”凡是听取别人的主张一定是有根据的了,现在听从了他的主张而不再去追究他的为人如何,这是因为其主张符合听者心目中的标准。况且人本来就难以十全十美,衡量以后用其所长,这是举荐人才的恰当做法。桓公算是掌握住这个原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