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夏,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父母所在的上海汽轮机厂的一批高 中毕业生,通过厂社挂钩的形式,来到浙江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上海的老爸老妈们的确是神通广大,为了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么“好”的机会让给别人,个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子女们都搞成了“独生子女”先天智障、因公致残,要么就是旅美华侨、港噢同胞或台湾侨胞。
我那隔壁邻居更是神勇无比,不知从哪里闹了个父母双亡的证明。结果当年有70多个应届高 中生的汽轮机厂,最后硬是只有20来个年轻人够资格接受再教育。
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还有一个妹妹),按中央当时的红头文件是可以留城的,但父母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对社会上的人情世故一点不来事,只有老老实实背着铺盖下了农村。
我们一行20多个青年被被分到了浙江省的余杭县,正式成为了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这里真是一个美丽的江南水乡,到处是水田和鱼塘,遍布着成片的竹子地和桑树园。成片的竹子地大得望不到边。
桑树园里不仅有矮矮的桑树,还夹杂着高大的柿子树。弯弯曲曲的河流沿着村庄缓缓流过,水面上漂浮着绿油油的浮萍和猪笼草
我们的直接领导是一个叫佩佩的快40的女人,她是厂里派来的专职管理我们知青的领队干部。这女人长得蛮漂亮,按当时的标准穿得也算时髦。我真搞不懂,这么一个美女,竟然没把领导搞定,她儿子这次也和我们一起来插队落户,换到现在,潜规则一下,一切都搞定,何苦之来。
在厂里,佩佩和我老爸关系很好,所以对我特别照顾,把我安排到了东方公社光明大队的比较富裕的第四小队。说起来“富裕”其实该队的全劳力的壮小伙子每天的收入也不过5毛人民币。尽管知青什么农活都不来事,但国家规定知青的启始工分每天是5分工(全劳力的壮小伙子每天10分工)。所有我每天的工钱是2角5分人民币。
我被分配住在四队队长家中。队长名叫土狗,我想不通他老爸怎么给起了这么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名字。这土狗倒也名符其实,矮矮的个头,高高的颧骨,小小的额头,一对咪咪眼,一付标准的贫下中农长相。他老婆叫什么我从来没知道过,那模样反正和他老公很般配。
狗子生有二女一子,也完全继承了他父母的贫下中农长相。土狗还有个住在隔壁的同胞弟弟,别人都叫他阿猫(也许是叫阿毛什么的,但既然哥哥是“狗”我猜他该是“猫”了)。
这阿猫和土狗虽是孪生兄弟,但兄弟两长相天壤之别。土狗个头矮小,相貌委琐。阿猫虽谈不上是高大英俊,虎背熊腰,却也长得颇具男子汉相,尤其是他的老婆阿芳,20出头,身材高佻丰满,前凸后翘,长得颇有姿色。
当时老毛要求我们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干什么,我们也得干什么,只有他们的老婆我们不可以去干。我首先学会的是当地的骂人话和人体性器官的名称。男人的那玩意儿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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