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意已定,张角的精神居然好了些。趁自己还能支撑的时候,张角抓紧时间,为张狂从本质上介绍了一番太平道以及黄巾军的由来和根本。
作为一代人杰,张角的眼光自然是深刻无比,足以看透事物的本质。特别是他在经历过天地元气反噬的伤害以后,眼界居然能再一次拔高,将原来一心发动黄巾军时,所染上的执念脱却。
有这样一位认识深刻的指导者在一旁介绍,再结合后世张狂所接受过的政治、经济等多门学科的教育,对如今的世间形势,张狂又有了更加本质的认识。
东汉与西汉,虽然都是刘氏做天子。可是两朝皇帝之间的血缘,其实并没有多少。更加根本性的区别,则是两汉在朝廷基本国策上的差异。这种国本差异,让两汉在统治中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大不相同。
汉高祖开国之道,全凭自身的文韬武略,一路拼杀。期间打倒的王侯,数以十计。自降服秦三世子婴以降,高祖刘邦在一班能力过人的文臣武将辅佐下,先后诛灭各路诸侯,又击败了当时的世间最强者——“霸王”项羽,皇位可谓是全靠自身一手打下来的。
若从得国之正的角度来看,在张狂眼中,后世只有明太祖可以比拟。而得国越正,对皇帝的统治权威就越为有利。如此一来,在皇位传承中,天下人都必须共同尊奉刘氏为天子,让汉室朝廷的威严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此时,由于秦朝建立时,迁徙天下富户于咸阳的政策,将六国的大姓豪强几乎一扫而空。故而在西汉的前期,地方上并没有什么过于强大的豪强。地方官员依靠汉室朝廷的行政力量,足以轻易的将地方州郡里,某些不太驯服的豪强家族拔除。
所以,西汉,或者称为前汉,因为有着刘邦留下的“非刘氏不王”政策,最大的问题,不是压制那些异姓官僚的野心,而是解决同姓王爵对皇位的觊觎。赫赫有名的“七国之乱”,并非唯一的例子。反倒是异姓大臣的谋反,终前汉二百年里,都显得极为罕见。
顺便的,若是在地方上出现了有力的豪族,州郡长官也有义务抑制豪强的发展,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打压。
但是,到了汉武帝刘彻时期,伴随着刘彻的雄心壮志,整个大汉朝廷的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推恩令”的下达,让刘姓诸侯王的力量被严重分割削弱,再也没有强大到足以挑战中央朝廷的诸侯王了。而武帝刘彻讨伐匈奴人的战争,不但耗尽了国库的所有财富,还让天下小民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
随着大批提供税赋的自耕农纷纷破产,大汉的国力一度严重下挫,以至于武帝刘彻最后不得不下达“轮台罪己诏”,来收拾国内的残破局面。
伴随着自耕农的纷纷破产,在乡间得以幸存的,自然是家底比较殷实的大户人家了。借助朝廷对民家的收刮,破产农户的土地纷纷被乡间的豪强大户所兼并。由此一来,在秦末汉初,被始皇帝携破灭六国之威顺带拔除,而大伤元气的地方豪强,终于借机重新崛起。
受到财政问题困扰的武帝刘彻,虽然也想要对这些地方豪强打压一番,最终却为了支撑朝廷的运转,不得不选择公开向豪强大户们出售爵位,以筹措维持朝廷运作所需要的钱财。这种由于面临朝廷破产而做出的决定,终于埋下了导致前汉灭亡、后汉光复的种子。
如此情形,维持到西汉末年。由于王莽篡位,又遇到各种天灾**,天下盗贼蜂起,拉开了乱世的序幕。天下豪强大族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再次强盛起来。借着这次大乱,豪强们纷纷修建坞堡,聚拢私兵,或主动、或被动的参与到这次天下决定归属的纷争。
光武帝刘秀的崛起,便是借助有力豪强的结果。由于刘秀身边的亲信大将都为豪强出身,当他中兴大汉,建都雒阳以后,朝廷对豪强大族的态度,自然由抑制变成了放任。
光武帝是个聪明人,当然知道这样做的弊端。然而,他以“度田”1之策略一试探,发现豪强大族的势力已经再难抑制。为了新建立的东汉政权的安全,刘秀只得默认了豪强们的特权,不再试图压制。
连皇帝都奈何他们不得,如此一来,天下间的豪强大族,便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势头。以至于作为官员补充阶级的士人,几乎大半都出自各路豪强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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