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钱氏家族·

    利在天下必谋之

    世代传承的钱家祖训

    家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在法度尚显匮乏、法制暂不完善的历史中，它既是先祖前辈对子孙后代安身立命、持家治业的教诲，又是维持社会秩序、规范成员行为的重要精神约束。

    在中国，许多氏族都习惯于用家训的形式来教导传承自家的风尚，但这当中能做到极致的并不多见，而今天我们所要讲的《钱氏家训》便是极致的代表。钱氏一门，历代出贤人，近代以后更是人才辈出，其速度之快、人数之多都十分少见，以至于人们用“井喷”一词来形容这一现象。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穆、钱锺书等众多文坛硕儒、科技巨擘、国学大师，均出自这个“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有人甚至编出了这样的歌谣：“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

    钱氏家训始于吴越时期一个励精图治的帝王——钱镠。钱镠治理一方十分有道，不仅国富民强，百姓更是安居乐业。历史上所称“打造苏杭天堂的巨匠”说的便是他。

    钱镠不仅治国有方，修身治家也是严谨有加。他依着自备的“起居注”，两度订立治家“八训”“十训”。后人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钱氏家训》，而后代代相传至今。后世子孙自律遵守着先祖留下的遗训，秉承家风，延续文脉，进而使得钱家在历朝历代都人才济济，成为当时的楷模。比如在宋朝时，钱家就曾被皇帝称为“忠孝盛大唯钱氏一族”；历史行进至清朝年间，乾隆皇帝亲赐钱家“清芬世守”的匾额，以赞钱氏家族教子有道。到了近代，在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上，钱家更是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钱氏家训》及其家教传承被纳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这部千年传承的宝典从此被定格为精神品质的象征。

    《钱氏家训》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为通篇的主线，分别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维度阐述，形成了更加完备和翔实的体系。《钱氏家训》与史上其他家训的区别在于，它在微言大义的基础上，既强调“修身”和“齐家”的自我修养和家庭观，更提出了“平天下”的思想精髓。这些精华是钱家先辈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钱氏家训》里一个重要的思想核心就有要求子孙们要始终持躬谨严、洁身自好、戒骄奢戒淫逸，自始至终行君子之道。这份道理，是钱镠用血的教训换来的真谛。

    当年刚掌权的钱镠动用了全部的热情兴修水利、大兴农桑、开拓商业，一时间百业兴盛、富饶强盛，年轻气盛的钱镠此时霸业初成，开始扬扬得意、贪图享乐起来，结果他遇上了始料未及的巨大灾难，并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为此，钱镠幡然悔悟，并开始纠正自己的错误，重塑勤政为民、克勤克俭之风，严格要求自己，从上至下推行新政，最终使自己的国家重新回到了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

    此后，钱镠便将这样的教训写入了《家训》，后来，钱氏子孙即使名扬天下仍将克勤克俭、洁身自好。比如文学泰斗钱锺书便是如此。当年钱锺书成名以后，各种邀请纷至沓来，有不少邀出天价只为求他一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曾出十六万美元的高价邀他讲演。然而，他并不为之所动，而只说那里的学生有些地方还未达到可以与之交流的程度，对方才作罢。

    就是这样一位身价不菲的文学大师，家中的装修却始终保持着朴素简约的风格：沙发是用了多年的旧物，四块木板加红砖搭起来的书架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书。夫妻二人过着简单不奢华的生活，所有的盛筵和繁华都留给了知识。

    《钱氏家训》里还有不少强调孩子读书习文的重要性，如“子孙虽愚，诗书须读”。读书一事自古便列为高雅之事，特别是后来科举兴起，读书成了封建社会中底层人士摆脱现状、改变命运的出路。正因为如此，读书人中有不少是出于名利的目的去学，功利心十分浓重。但钱家的先贤们倡导读书并不是为了让子孙后代将其作为追名逐利的工具，其初衷是认为读书可改化愚钝、开启心智，做明理之人。

    这一训导在钱氏家族中十分受用。钱锺书嗜书如命，因此得了一个“书痴”的雅号。他所著的书里旁征博引不说，学术成就之高与他读书之多、之全不无关系。

    钱伟长的父亲去世较早，他自小家境就较为困窘，母亲独自支撑起这个家，时常有捉襟见肘的时刻，但即使生活再困难，钱伟长的母亲都不曾让钱伟长辍学在家。有人劝钱伟长的母亲让孩子早点出来打点零工帮补家用，但是她拒绝了。她说我们再苦再累，也要让他读书，因为钱家古训里的这个教导她铭记在心。

    读书一事现在被多数家长所看中，然而，其初衷和目的并不都是为了让孩子通晓世事、明白事理，有些仅仅是为了考学，有些只是为了颜面，至于孩子是否真的开卷有益家长并不关心。更有甚者，凭借时代机遇和自己前期努力累积的财富，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过上物质丰富的日子，于是开始膨胀，认为自己的财富足够让孩子几辈子衣食无忧，于是抛出了“读书无用论”，竟也被某些家庭认可和推崇。其实，这样的想法十分偏激，先不论坐吃山空是否合乎情理，启发孩子读书的心智、培育他的情商健康发展，这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宝贵经验，怎能因一时物欲横流便弃而不用，这显然是一种眼光短浅之举。

    除了要求子孙博览群书以外，《钱氏家训》中还倡导后世子孙要懂得写，所谓“能文章则称述多”。钱氏后人辈出的人才中虽然分属各个领域，但不少人都写得一手好文。

    在强调自身修养的同时，要以国家大义为己任，淡泊名利，在国家民族需要和自我利益面前毅然选择前者。从开篇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开始，安身立命的基本理念已被铺垫，后又言“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社会责任担当在心、行动于身，万事以民为重是钱氏家族给予社会的承诺。上升到治国理念，家训亦有着墨：“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这些光彩照人的警世名言，均在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中成为滋养后人品格的甘露，成为他们人生路上牵引前行的灯塔。

    我们今天看《钱氏家训》，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部流传千年的文章，也不仅仅因为它曾培养出大量造福国家和人民的人物，更重要的是这些家训到现在仍然具有现实教育意义，仍旧可视为教育子女的典藏。

    我们现在关注子女的身心健康，关注他们的学业成绩，也关注他们全面发展，但是却极少为他们立下如此高远的志向和心境。也许我们总认为孩子不一定会成为影响时代、影响历史进程的那个人，所以关于这方面的培养、可有可无，但关于思想境界培养的意义其实远非如此。

    从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三钱”之一的钱伟长“弃文从理”的故事中便可看出思想境界培养的重要意义。早在钱伟长入读清华大学之前，受其四叔钱穆（著名的文史学者）以及文史老师吕叔湘（著名的语文学家）的影响，他在文史方面极具天赋。当年参加清华大学招生考试时，钱伟长面临的是一道名为《梦游清华园》的作文题，当很多考生被老师圈圈点点时，钱伟长写的那篇四百五十字的赋，却让出题目的老师想改都改不了，最后只能给了满分。历史考题同样很奇怪，要求写出《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数，许多考生对此束手无策，唯独钱伟长答得分毫不差。于是，他顺利考入了清华大学。不过，此时的他在入学考试中，物理却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考了0分，显然，对于他而言物理的基础几乎为零。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学习物理丝毫不占优势的人，却在入学时做出了“弃文从理”的决定。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教授并不同意他这样的请求，因为以钱伟长的成绩，几乎不具备入读该专业的基础，而且他本身文史基础十分出众，如此决定难以理解。但是，钱伟长有自己的想法，之所以如此提出是因为他从广播里听到了九一八事变的噩耗，国家命运危在旦夕，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原因之一就是用自己的努力为中国“造飞机、造大炮”。

    尽管这个理由看上去十分孩子气，但却是钱伟长此时最真挚、最渴望的梦想。吴教授依旧没有同意，但钱伟长不断地请求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坚决最终打动了吴教授，他最终顺利进入了物理系。

    进入物理系的钱伟长面临着从零基础开始的现状，虽然他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加入其中，但连续一周的物理测验，钱伟长的成绩都不尽如人意。现实难题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考验着他如何解决。

    钱伟长用异常的发奋回应来自周围甚至是自己的质疑，他每天晚睡早起，向老师同学求取奏效的学习方法，不断地探索研究……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钱伟长翻越眼前一座座困难的山峰，成功地攀上了科学的高峰，也让自己成为一代功勋。

    由此可以看到，高远的理想和心境远比任何父母的唠叨、苦口婆心的劝诫，还有各种“别人家孩子”的类比要奏效得多。钱伟长之所以如此刻苦不懈地学习，并不是没有父母和老师从旁鞭策，而是他自身对于国家、民族的强盛的渴望而产生的动力，只要还没有实现这样的梦想，他便会不断地努力下去，《家训》中所说的“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便是这个意思。因此，如果父母能培养出孩子高远的理想和心境，那么孩子同样也能拥有这样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便是意义所在。

    前面所讲的都是《钱氏家训》那些令人称赞的片段，但家训本身并不仅仅止于此，今天的我们推崇它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一部千年流传的作品，也不仅仅因为在它的影响下钱氏家族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量的人才，真正的原因是时至今日，它仍然具有极高的现实教育意义，而这或许是《钱氏家训》带给我们的更为宝贵的财富。

    家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钱氏家训》流传近千年，家族世代以它作为子孙后代素质养成的规范，并使得钱氏一门世代将为国出力视为己任。这一点是它较之历史上其他家族的家训最为与众不同的一点。

    然而，《钱氏家训》能产生如此影响并不单纯地依靠文本相传至今，而是重在实践，重在言传身教，因此，对于钱氏家族的后代来讲，家风便是在这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一种深刻的烙印。

    钱学森一生建树极高，他对孩子们的言传身教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钱学森的长子钱永刚先生曾经这样回忆道：“我不记得我父亲对我讲过‘你长大要爱国、要报效社会’这类话，但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要热爱这个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父亲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钱学森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科学精神向孩子们诠释了人在遇到困境和逆境时应该如何泰然面对，更告诉他们爱国于心，任何艰难困苦摆在眼前，都无法动摇这颗赤诚的心。

    因为功勋卓著，钱学森多次受到国家的嘉奖。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完成了《工程控制论》这本书的写作，并因此获得了一笔一万元的奖金，在那个时代里，这笔奖金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当很多人艳羡他收入丰厚的时候，钱学森并没有将这笔钱收入囊中，而是用它买了当时的国家建设公债，并在到期后连本带利捐赠给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给新学生们购买教学用品。这样的事情，在钱学森的一生中经常能见到。

    但是，他从来没有拿这样的举措放在孩子们面前说道，很多事情都是孩子们后来从母亲或者他人的口中听说的。钱学森不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孩子们“如何看待获奖，如何看待名利”，也让他们知道了“一个人做点好事不值得吹嘘”。家训中所提及的以国家大义为己任、淡泊名利的理念，钱学森做到了，他的孩子们也从他身上学到了，没有一板一眼地讲授，不用专门腾出时间来研读家训，家训已融入灵魂里、流淌在血脉中，转化为真实可行的行动，让孩子们可以从长辈的一举一动中观摩学习，然后依次传承下去。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样的心领神会让他们受益终身，正如钱学森的长子钱永刚先生所说：“好家风就像春风春雨，我们不会觉得在一件事情上会对自己造成多大影响，但是随着时光流逝，这种影响、积累就会慢慢显现，甚至影响一生。我有幸经历了这样的家教、家风，所以我能够对社会做一点事，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肯定，我觉得家风的影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还有一次，家里的炊事员很郑重地告诉钱永刚，说他的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对他们这些普通的公职人员十分尊重，因为他从未见过钱学森在某一餐随意地穿着背心、拖鞋，或是举止随便，每一次吃饭，钱学森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即使是再平常不过的吃饭也是秩序井然。炊事员的这番描述让钱永刚感慨万千，父亲是这样一个讲求秩序的人，即使是一些并不起眼的细节，他都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一丝不苟。这样的精神不仅仅是治学严谨的体现，也是个人尊重秩序的体现，就像《家训》中所提到的“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矩”。父亲尚且如此严谨，孩子们自然不敢放浪形骸，到现在都保持着吃饭要穿戴整齐的习惯，可见，“秩序”一词便是在这样的日常点滴中传授给了孩子们。

    除了谈及个人修养，《钱氏家训》对家庭建设的劝导也细致入微。钱氏家族的成员家庭观念都很强烈，不仅是普通家庭的夫妻注重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钱氏家族中的名人们也十分注重家庭氛围的营造。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样的现象在钱氏家族中几乎是不会出现的。钱伟长的夫人孔祥瑛当初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才女，追求者众多，但是，她不慕他人财大气粗，不慕他人面容俊俏，只被钱伟长的爱国热情和双方共同的求学向往所吸引。抗战期间，由于物资条件匮乏，他们的婚礼简单得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感情。在他们朝夕相处六十一年的风风雨雨里，始终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不管是民不聊生的旧中国，还是万象更新的新中国；无论是面临“文革”带来的苦痛，还是后来科学技术的春天……他们始终手牵着手，不曾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对方。这便是爱情的最高境界，也是对彼此最牢固、最坚不可摧的承诺。

    很多时候，父母对于孩子除了教育他们如何为人处世之外，更多的是要以身作则，将一种精神传递给他们。显然，钱伟长夫妇用自己爱的方式将携手向前的精神展现在孩子们的面前。

    现代社会，有些生活上走向富裕的人家，在婚礼的形式上过分地强调华贵、丰盈，从嫁妆彩礼到婚宴庆典，都费尽心思，极尽奢华之能事。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新人在经历这些繁复的形式之后，婚姻非但没有和睦，反而终日吵吵闹闹，最后落得个劳燕分飞的结局。所以，婚姻的美满、生活的和美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心的相互尊重和爱护，只有这样才能让爱情开出的花永远美丽动人。

    除了钱伟长伉俪，钱锺书与杨绛这一对文坛上的“双子星”之间的故事同样被传为佳话。钱锺书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同样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满腹经纶的他被认定为无用武之地，因此被下放到地方去劳改。尽管知道此去前路艰辛，但是，杨绛却依然同行，并且始终陪伴左右。当第一批所谓的“老弱病残”被“赦免”回京时，钱锺书和杨绛并未如愿地位列其中，面对未来的茫然，夫妻二人并没有抱头痛哭或是怨天尤人，而是十分平静地走回劳改棚里。杨绛问钱锺书：“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这样的询问虽然平淡，虽然有些苦楚和无奈，但如果换成其他人也许无法做到如此淡然，可见杨先生的内心之强大。

    钱学森的夫人蒋瑛同样选择与他同进退、共患难。那时，钱学森满怀憧憬地希望回到祖国做出贡献，但美国却借口他“知道得太多”将其监视起来不让他回国。原本计划在孩子满月时带着女儿回国的钱学森夫妇被迫滞留美国。

    此时钱学森对蒋瑛说先带着女儿回国，但蒋瑛拒绝了他的建议，面对此时犹如遭遇晴天霹雳的钱学森，蒋瑛深知他内心的痛苦，在这个极需亲人支持的时刻，蒋瑛深感自己肩上的重任，因此她坚定地告诉钱学森，她不会离开。

    随后那段很苦的日子里，蒋瑛给了钱学森极大的安慰，她用心营造出来的温馨和安宁，让心受重创的钱学森能够暂时得到安慰和缓解。多少年来，蒋瑛对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始终记在钱学森的心里。1991年，钱学森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荣誉称号，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这一天，钱学森在盛大的颁奖会上表达了深藏在内心的对蒋瑛的感情和谢意。

    钱学森告诉在座的人们，他的职业大家都已知晓，但他的老伴蒋瑛却鲜有人知道。虽然她从事古典艺术歌曲的教学，同钱学森的事业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几十年来，蒋瑛却给了他无限的理解和支持，这一点，他将永远记在心中，不会忘却。

    除了家庭和睦是《钱氏家训》所倡导的，亲友之间的亲热互助也是家训的主旨要义，家庭概念的边界在这里被弱化了，家不仅仅是至亲至近的那几个人，亲戚朋友也要相互帮助和支持，具体而言便是“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

    钱氏家族声名显赫，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故事不少。钱氏家族的怀海义庄便将这种互助变成了一种可以传递下去的形式。怀海义庄和普通的慈善机构不同，是一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家族式凝合的载体，其目的是向族中贫弱的家庭提供帮助。钱氏家族内凡鳏寡孤独者都可以按照规定领到义庄的钱粮，贫困学子都能在义庄的资助下上学。

    在青黄不接的季节，怀海义庄经常举办施粥、施粮的义举，这些义举当时帮助了很多族人，获得帮助的族人也不时捐钱捐物给义庄，于是义庄在当地的影响越来越大，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拥护。怀海义庄的这些义举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整整持续了七百年。这是牛晓彦在《钱氏家训》一书中对怀海义庄的介绍。

    史学家钱穆、物理学家钱伟长都是在义庄的资助下完成学业的，与此同时他们又用自己的努力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贫困学子。

    帮助他人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现代社会里帮助一事有时给好心人带来了不少“麻烦”，这样的现象其实并不正常。面对这样的现象，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复杂得很，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教孩子以自私来保护自己。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告诉他们乐于助人的意义，告诉他们虽然有些人不遵守秩序让社会风气变得不那么清明，但是这个世界终究还是正能量占主导。

    钱氏家族人口众多、枝叶繁茂，大家庭更教会孩子们要相亲相爱、知晓手足情深的道理。钱学森与堂弟钱学榘便是一同学习长大的，感情之深不亚于亲兄弟。更有意思的是，钱氏家族的人才往往会有十分明显的“青出于蓝”的特点。钱玄同是“五四”时期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儿子就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钱三强；钱基博是一代文史学家，他的儿子钱锺书是响誉中外的文学巨匠；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学上的造诣深深影响了儿子钱逊，使之成为儒学方面的专家；钱学榘本身在科学领域就成绩突出，他的儿子钱永健更是继承父志、登峰造极，于2008年10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这就是家庭影响非凡的魅力，这就是家风传承不一样的惊喜。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很大程度上都会成为孩子率先模仿的对象，因此，想要让孩子成长为一个健全、出众的人才，父母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力所不及不能成为一代名家，但至少不能让那些负面的、缺乏理性的行为出现在孩子面前，否则给孩子学去了，反馈出来的便不是你想看到的结果了。

    珍贵的少年时光

    对于每个孩子来讲，年幼时光的经历常常会影响到他日后的选择和人生方向，在钱氏家族里，父辈对于下一代的培养都十分用心，虽然他们各自的生活境况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主旨却十分接近，就是要培养出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材。

    钱学森的年少时光在钱钧夫夫妇的安排下过得十分充实和丰富，比起当时很多放任自流的普通家庭而言，这样的培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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